2014-12-23 15:04:00
洪阳村，毗邻黄河北岸，现有1600多人口，荆、谭、令狐为村里三大姓氏。
洪阳村，毗邻黄河北岸，现有1600多人口，荆、谭、令狐为村里三大姓氏。
10月23日下午，国内多家媒体引述香港南华早报的报道称，内地商人令完成目前正在接受调查。
南华早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令完成最近曾离开内地，取道香港和新加坡赴美，但之后又回到内地。令完成的另一个化名是王诚，职业是商人。
南华早报报道，与他的哥哥不同，令完成并没有从政，而是成为了一名成功的商人，和业余高尔夫球爱好者。在北京顶级高尔夫球俱乐部中，“王诚”是一个相当熟悉的名字，并且赢得了好几个业余高尔夫球赛冠军。 2009年，王诚当选中国高尔夫球协会会员。消息人士称，令完成是一个低调的人，只与信得过的几个人打球。
今年6月19日17时31分，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称，时任山西省政协副主席令政策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令政策和令完成都来自于山西运城平陆的令狐家族。在家中，令政策排行老二，令完成则是家中幼子，他们的父亲令狐野曾是在延安时期备受尊敬的一位老干部。
澎湃新闻了解到，令完成高中毕业后，在平陆县常乐镇后村小学教过书。1977年高考恢复，他考取了一所师范学校，但是不太满意。之后，令完成去了常乐中学补习，1978年再次报考，并考上了吉林大学经济系。大学毕业后，他进入新华社，在其旗下杂志《瞭望》周刊当过记者。
一些平陆老乡告诉澎湃新闻，他们在聊天中得知，令完成干得不错，后来还当过新华社直属广告公司老总。他离过婚，又娶了一位女主持人……
最近七八年，令完成和平陆老乡渐渐断了音讯。
令狐家族几十年的兴衰起伏，令人感叹不已。
“上山不见山，入村不见村，平地起炊烟，忽闻鸡犬声。”
这首民谣描绘的正是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期的山西省黄土高原一带特有的民居村落景象。其时，位于山西南部的运城市平陆县，偏远、贫瘠、老百姓还住在地下的窑洞，黄河三门峡水库刚刚启用。
也是这个时期，平陆县城向西30公里的常乐镇，新迁来了一户人家。
男主人黑黑瘦瘦、表情严肃、模样总觉得似曾相识。女主人白皙、微胖、脸上总挂着笑，听口音又不像本地人。
他们带着大大小小5个孩子，住在小镇路口拐角的一个院子里，房子还是跟镇上的铁木业社租的。
“狐野回来了……”随着有人喊出这个名字，大伙儿的记忆才被唤醒—这不是洪阳令狐家的老四么，老早就听说参加革命了。
回来的正是令狐野。
投奔延安
令狐野本是常乐镇南的洪阳村人。
父亲令狐益三是个老中医，平日里种地、看病，在村里是德高望重的人物。
老中医有四子一女，小名分别是新颖、新吉、吉祥、四祥和五经，听起来颇有几分诗书味道。
令狐野就是四祥，令狐益三的第四个孩子。人如其名，个性也是最“野”的。年轻时跟着父亲学医，没多久就投奔远在西安的表姐，号称要学西医疗法。
学成归来后，令狐野在村里开药铺，设门诊，还学习西医模式，加入了挂号程序。
可村里人不吃这一套，药铺很快就开不下去了。他跑到周边几个地方尝试，效果都不尽如人意。
上个世纪30年代，在一位同乡的指点下，令狐野过黄河、经西安，走向了当时的革命圣地—延安。
其时，作为中共中央驻地的延安，正面临着缺医少药的困境。李维汉曾在其著作《回忆与研究》中提到，红军到达前的陕北一带，卫生条件极差。婴儿死亡率高达60%，成人死亡率有3%。
学过医、开过药铺的令狐野，自然有了用武之地。
《陕西省志·卫生志》记载，1937年1月，中共中央核心机关以及红军总部从陕北保安迁到延安后，傅连暲受命组建中央苏维埃医院，并任院长。红军改编后，中央苏维埃医院改称陕甘宁边区医院。
1938年11月，边区医院迁至东二十里铺，调欧阳竞为院长，翁祥初为协理员，令孤野为医务科长，魏明中、汪石坚（锡曾）为医生。在此前后，汪东兴、丁钱辉任协理员。
协理员汪东兴就是后来协助华国锋、叶剑英粉碎“四人帮”的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
1939年四五月间，因河防吃紧和敌机袭击，边区医院决定迁往安塞。身为医务科长的令狐野，直接参与并负责安塞新址的修建。
医院在安塞开办后，令孤野继续担任医务科长。欧阳竞继续担任院长，副院长为高明，协理员翁祥初，边府特派员赵国根。
1939年12月，由边区政府领导的延安保健药社改为卫生材料厂，专制各种丸散膏丹代替西药，供给各院各卫生所急需。李常春兼任厂长，令孤野担任副厂长。
1941年5月，光华制药厂与边区卫生材料厂合并。边区政府重新任命梁金生任厂长，令孤野、劳东为副厂长。
十三级干部
离开时还是毛头小伙，此次回乡，令狐野已年过50。
和他一同回来的，除了妻儿，还有一个特殊身份—。
“那时全县也没几个非农户口。”平陆县一位老者对澎湃新闻介绍，按照当时我国干部职务等级工资制度，十三级以上就是高干，对应到部队为副师级，对应到地方为副厅级。这是比县长都官大的人物，全县上到老下到小，没有人不知道这户人家。
而在常乐镇十多公里外的洪阳村，却有一种异样的平静。
这是一个依黄河而形成的村庄，不远处就是光绪《山西通志》里提及的“洪阳渡”—它曾与茅津渡、太阳渡、南沟渡并称平陆“四大官渡”。
村里有1000多人，荆、谭、令狐是三大姓氏。
令狐族谱记载，令狐原本是春秋时代的一个地名。《水经·冻水注》也曾写到，“令狐即猗氏地”，所指位置即运城境内的临猗县。
令狐氏原是周文王的儿子毕公高的后代。春秋时期，毕氏后人毕万屡立战功，晋献公将他封在魏地（今芮城、平陆一带），并赏赐魏姓。若干年后，毕万的后代魏颗又立战功，晋悼公封魏颗之子魏劼到令狐地，并将令狐姓赏赐于劼。
令狐后人多好学，出过不少举人、进士，唐代时朝中为官者数人。只可惜此后家族衰落，到明朝只留下两户人家，一户居住在平陆县狐家凹，一户居住在临猗县王鉴村。
洪阳村令狐家，便是平陆县狐家凹一支的延续，论历史已有2600余年。
令狐野回到平陆时，父母已过世，村里还有不少亲戚。其中有一个姑娘叫令狐桂英，小名爱女，身份最为特别。
“爱女是狐野和第一任妻子的孩子。”在洪阳村民的讲述中，令狐野的另一段往事浮出水面。
令狐野投身革命前，娶过同乡一位姑娘。女方略为年长，家境殷实，还资助过令狐野读书。去了延安以后，他认识了同为医护人员的王黎明，两人后来结为夫妻。
在那个保守的年代和地方，离婚是件天大的事。
令狐野的选择，让第一任妻子异常尴尬。她一生没有再嫁，伺候公婆，抚养幼女，一家人的关系也显得格外微妙。
“爱女和她爸感情不太好。”洪阳村的老人说，爱女脾气和令狐野一个样，一个字—犟。
十几岁时，爱女背着红枣、核桃去陕西看父亲，令狐野偏不要，让背回去，父女间自此有了隔阂。
因此，告老还乡的令狐野，不回村里居住成了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彼时，洪阳人也有更重要的事要做—1957年三门峡水利工程开建，黄河两岸上千村庄被淹。刚刚完成搬迁的村民，正忙着恢复生产生活。
安居常乐
令狐野在常乐镇安了家，没过多久，也有了自己的房子。
上个世纪60年代，平陆县大多数人家住的还是地窨院。说白了，就是在地下挖个10米左右的深坑，四壁凿出窑洞，一般为10孔-12孔。
常乐镇后村令家旧址，原来的延安式窑洞已近乎被填平。
这类建筑冬暖夏凉，而且不需要钢筋、水泥、砖瓦……造价低廉，在平陆十分普遍。有资料显示，上个世纪60年代，全县地窨院达到2万多座。
令狐野先是在常乐镇南边的上皎村凿了一个窑洞，土质和周边环境似乎不太行。于是他又找到时任常乐后村的村支书蒋守立，希望再打个延安式的窑洞。
“你是，还是打个报告吧，上面同意，我这边就没意见。”蒋守立解释，一般情况下，普通窑洞占地七分，延安式窑洞占地一亩，这个主不是他能做的。
很快，令狐野拿来了上级领导的批复。两个月后，后村西北方向，一个全新的窑洞出现在人们面前。
它有12个门洞，雕花门窗，屋子内部两侧是贯通的，不出门就能从东侧房间走到西侧房间，这也是延安式窑洞的一大特点。
作为全县少有的干部家庭，住在常乐后村的令狐野一家，无疑是备受瞩目的。
在人们的印象中，这家人经济条件不错，夫妻俩都有退休工资，平日里买水果、鸡蛋都是一包一包、一筐一筐往回搬。
不过，他们家穿的、用的都很普通，5个孩子时常都是一身旧军装，大的穿完小的接着穿。
令狐野出生于1909年，这位经历了晚清、抗战以及新中国成立的“老革命”，有着极强的阶级观念。
他会给生产队的社员发放防暑药品，给周边村子的赤脚医生免费培训，也会给上门求诊的穷苦老百姓看病。但对于富农、地主，别说看病，他连自家大门也不让对方迈进来。
一位后村村民还记住了一个有趣的细节：小时候，村里的男孩经常打打闹闹。
如果是贫下中农的孩子和令狐家的孩子打闹，令狐野说这是“人民内部矛盾”，但如果是富农或地主成分的孩子动手，令狐野就把这叫做“阶级报复”。
“老汉可倔了，脾气暴躁。”在多位后村老人的记忆里，令狐野并不是一个容易相处的人。
不过，也有人认为，令狐野生性耿介，为人真诚，也要求别人应该诚实。
平陆县还流传着这样一个小故事：村里有几个年轻人在他家干活，令狐野除了付工钱，每天还给每个人发一盒烟。有个小伙子说他不抽烟，老先生便不勉强。休息时，他却看到这个小伙子也在抽烟。
“你不是说不吸烟么？明天就不要来了。”令狐野说得很直接。
相比之下，妻子王黎明要和气许多。她比令狐野小10岁，时常带着自己制作的酸菜送给邻里乡亲。
不知是不是因为落脚后村时帮过忙，蒋守立算是能跟令狐野说上话的人。
这位老支书能够觉察到比村民更多的信息：令狐野的身体不太好，他的右胳膊抬不高，为此他还自嘲“这只手跟木棍没啥区别”。
有时候，令狐野也会和他讲讲过去的经历。
“离开延安后，他去了北京，又在河北石家庄和陕西临潼的疗养院工作过。”蒋守立对澎湃新闻回忆，“令狐野曾告诉我，自己在石家庄的疗养院工作时说错了话，才被调到了陕西临潼的华清干部疗养院。”
高干子女
由于缺乏更多资料，蒋守立的说法无从考证。
可以确认的是，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初，令狐野确实在陕西临潼工作过。这也是他退休前的最后一份工作。
陕西省档案馆收藏的有关资料显示，1954年，陕西省卫生厅决定新建陕西第一干部疗养院，地点就在临潼骊山脚下，面积5025平方米。
该疗养院之后更名为陕西省华清干部疗养院，1955年左右投入使用。
多位在华清干部疗养院工作过的医护人员对澎湃新闻表示，令狐野担任过该院副院长。那时，他就给大家留下了暴脾气的印象。
“不好处，老跟别人意见不同。”一位和令狐野共事过的医护人员坦言。
时隔半个世纪，当年的同事都已是耄耋老人。他们对令狐野一家的记忆，还有5个孩子的名字。
“方针、政策、路线、完成……”老人们没想到，当年满街跑的小娃，如今成了大家热议的对象。
2007年10月，《南方都市报》曾报道，时任党的十七大代表、山西省发改委主任令政策向媒体透露，父亲当年特别喜欢看报纸，他们出生时，父亲就地取材，在报纸上找一些当时见报率较高的词汇如路线、政策、方针等为他们取名，这就是他们兄妹5人姓名的由来。
不过，在上个世纪60年代的平陆，令狐野家的5个孩子正值青春年少。
老大令狐方针1950年出生。他高高瘦瘦、眉清目秀，因为成绩一般，在常乐后村念完高小后，就去了分数要求稍微低一点的张店中学。
老二令狐政策比大哥小两岁，也在后村念的高小。同村一位姓裴的小学同学对澎湃新闻回忆，政策从小就成绩好、老实、不太爱说话。
老三令狐路线1954年出生，是家里唯一的女孩。她爱唱爱跳，是个活泼的小胖妞。
令狐野还有一个最小的儿子叫令狐完成，大约1959年出生。刚回到平陆时，他还是个黑黑胖胖的小家伙。
“”的光环下，5个孩子也得到了更多关注。
一位和令政策年纪相仿的后村村民称，除了大一点的令狐方针，小时候，他经常和令狐家其他几个孩子一起玩。
“政策、路线、完成，每人头上都有三个旋儿，我看过的。”在他眼里，这个小小的特征，已经预示了他们将来的不同寻常。
传奇色彩的笼罩下，令狐家的孩子也在一点点成长。
几位平陆同乡对澎湃新闻回忆，令狐野管教很严，尤其重视子女教育。他们家订有《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主要就是为了让孩子了解国家大事，增长知识。
令狐家的孩子也表现出良好的家教。他们懂礼貌、爱看书，不像一般的农村孩子到处疯跑，出去玩也会按时回家。
除了令狐方针，其他四兄妹都先后进入镇上的常乐中学读书。1966年10月，毛泽东第五次接见红卫兵，还在念初二的令政策作为班上仅有的两名代表之一，跟着县里另外十多个孩子去了北京。
红色基因
1968年，令狐家迎来一个重要节点。
这年2月，大哥令狐方针应征入伍，成为青岛某部队一名海军战士。7个月后，老二令狐政策初中毕业，正式迈入社会。
当年全国上下，正掀起一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热潮。年仅16岁的令狐政策，也怀着一腔热血去了离家80多公里外的国营硫磺矿厂。
这个国营硫磺矿厂，在平陆县东曹川一带的深山中。一位和政策同批进入该厂的老乡对澎湃新闻描述，当时工作环境非常恶劣，特别是空气，常常呛得人喘不上气。
在厂里，令狐政策被分到了磺炉，干的都是体力活。在大家眼里，那时的他还是个孩子，在当年那批惹眼的年轻人中根本排不上号。没过多久，他就离开硫磺矿厂，回到常乐，在公社医院给病人抓药。
和令狐政策一起在公社医院抓药的一位老同事回忆，年轻时的政策和一般人没什么两样。大家在一起，无非就是聊天、轧轧马路、学骑自行车。曾经有人还给他介绍过一位加工厂的姑娘，不过政策没看上。
1971年，对令狐家而言又是一个重要年份。
这年年初，常乐中学恢复了此前因“文革”爆发而停办的高中，令狐路线成为办学恢复后的首批高中生。
也是这一年，令狐政策有了走出平陆的机会。
公开资料显示，1971年7月，令狐政策进入运城地委机要办公室工作，之后又去了山西省委办公厅机要处。
据平陆县人事局一位退休老干部对澎湃新闻回忆，当年省里要抽调一名机要员，平陆县领导班子专门开会研究，读过书、家庭成分好、表现优秀的令狐政策脱颖而出，直接调到了省里。
1971年，常乐公社医院欢送令政策合影留念。前排右四为19岁的令政策。
为了欢送这个即将走出去的年轻人，常乐公社医院还特别合影留念。老照片上，19岁的令狐政策穿着白色背心，坐在前排中间，表情青涩懵懂。
大哥、二哥都去了外面打拼，令狐家另外三个孩子还在继续学业。
令狐路线当时颇为高调。
她是学校宣传队的文艺骨干，扮演过《红灯记》里的李玉梅。
“文革”期间，学校的批斗、游行一场接一场，个子小小、扎两个小辫子的令狐路线是站在队前或台上大声呼口号的姑娘。
这也再次印证了令狐野一家的“红色基因”—父亲不给富农看病、看重阶级成分，孩子是红卫兵的杰出代表，就连早早去参军的老大令狐方针，也给人留下善于搞活气氛、毛主席语录歌张口就来的激进形象。
挥别平陆
说到令狐一家，不少人有个疑问—姓氏。
按照平陆当地习惯，“令狐”简称“狐”，比如令狐野，大家平时就叫他“狐野”。可若干年后，当他的孩子亮相于公众视野，“狐”字已不见踪影，单留一个“令”字为名字打头。
究其原因，当年孩子们的多位同学推测，“狐”不好听，又和“胡”字谐音，有“胡乱”之嫌。
另外，“令狐”作为姓氏，过去的写法是上面一个“令”字，下面一个“狐”字，写起来比较复杂，所以简化为“令”。
令家的孩子们肯定不会想到，这个小小变动，会在多年后引发猜测。此后，他们兄弟几人都改姓“令”，唯一没改的是令狐路线。
1972年12月，令狐路线高中毕业。
因为都是城市户口，令狐路线以知青身份在本村下乡，在村里分管宣传队，相当于副支书。
数年后，令狐路线从常乐后村进入平陆县化肥厂，并在1976年迎来了人生机遇。
“路线是工农兵大学生，推荐去了山西医科大学。”说到令狐路线上大学，常乐后村村民还透露了一个小插曲。
1975年，县里要招收两个女兵，令狐路线的名额被县领导的女儿顶了，未能如愿。
第二年推荐上大学时，令狐野亲自找到县里，让女儿以知青身份、不占村里的名额实现了大学梦。
就在几个孩子陆续走上人生正轨时，意外不期而至。
1977年，从部队复员回来的老大令方针在擦玻璃时从高处坠落丧生，令狐野夫妇遭遇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伤痛。
知情人士对澎湃新闻透露，令方针此前娶了一位在平陆县医院工作的女知青，姓孙，北京人。两人育有一子一女，分别取名令狐剑、令狐燕。
两个孩子的情况有两种说法，一种说父亲去世后，孩子就跟着母亲去了北京，还有一种说法是孩子在奶奶身边长大，成年后才去了北京。
令人有些费解的是，即使在常乐后村，也有相当一部分人不知道令狐燕的存在。
兄长离去，生活还要继续。
1978年，这一年，令狐家最小的孩子令完成也迈出了离家的一步。
多位常乐后村人回忆，令完成高中毕业后，在后村小学教过书。1977年高考恢复，他考取了一所师范学校，但是不太满意。
之后，令完成去了常乐中学补习，1978年再次报考。这一次，他考上了吉林大学经济系。
到1979年，除了去世的老大，令狐家的四个孩子都已离开平陆。
老二令政策还是山西省委办公厅机要处的一名普通干事；老三令狐路线在山西医科大学读临床医学，毕业后分配到了运城市医院；老五令完成刚刚走进“象牙塔”。
当孩子们陆续有了自己的人生，令狐野一家与平陆的缘分似乎也到了头。
1980年左右，运城地区为“”令狐野安排了疗养和住所。1981年7月，后村西北角的那幢延安式窑洞，以2350元的价格卖给同村一户姓贾的人家。
不近乡情
离开平陆的令狐一家，仍然活在故乡的语境中。
老人们会津津乐道“”的一切，包括男主人的耿直、孩子们的优秀以及这家人的“不近乡情”。
有人记得，每年春节前后，县里、镇上都会有领导上门慰问他们家，每当看到人家拎着水果罐头之类的礼品，令狐野就会发顿脾气，让对方赶紧拿回去。
也有人记得，令狐野跟大伙走得不算近，偶尔聊天，也是分享自己的教育理念—孩子就应该多吃苦，吃粗粮、穿旧衣服、不要讲究，不能乱花钱。
有一年清明，令狐野带家人回洪阳村扫墓，中午在老乡家吃饭。他们自带了馒头和蔬菜，意思是不让老乡破费。
这种正统的观念在令狐野的孩子身上有了变本加厉的体现。
平陆人常说，县里出了“大人物”，就是没有跟着沾上光。这么多年，连个国家级贫困县的帽子都没摘掉。
那些想和令狐家搭上老乡的平陆人，也渐渐发现这个想法并不容易实现。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令政策先后在山西省委办公厅、山西省委机要局、山西省粮食厅、山西省发改委等单位担任领导。
在此期间，曾经有一位平陆副县长去太原找令政策办事，因为在楼下大喊政策的名字，事没办成，还当场挨了顿臭骂。
一位平陆洪阳村的老乡，带着孩子去太原看病。昂贵的医疗费让他们束手无策，希望找政策想想办法，同样吃了闭门羹。
就连他的电话，也不能随便打。曾经有老乡辗转跟别人要到号码拨过去，没想到政策大为恼火，之后还追查号码到底是谁给的。
和令政策一起在公社医院抓药的老同事运气稍微好一些，当年弟弟生病他去太原，令政策帮不上忙，就请老同事吃了一顿饭，临走时还送了他两瓶酱油。
上个世纪90年代，还在担任山西省粮食厅厅长的令政策曾回了趟陕西临潼。
当时距华清干部疗养院解散已过去20多年，他把自己在华清小学读书时的小伙伴叫在一起，大家感慨万千了一番。
只是随着令政策步步高升，这些陕西的小学同学发现，找他还要通过秘书，后来索性就不来往了。
运城人家
当平陆老乡对这家人各种惦念时，令狐野和女儿正住在1小时车程外的运城市区。
这是一个山西南部的地级市，以关公庙和盐湖而闻名。
2014年以来，令政策、杜善学、陈川平3位运城籍省部级高官落马，该市前后两任市委书记白云和王茂设被查。“运城帮”这个词汇被外界赋予了更多内涵。
当年选择搬到运城的令狐野，一定不会想到百岁之后的自己还会亲历这场风暴。
他们住在运城市干休所安排的地方，三间坐北朝南的普通平房，屋前还有个小院，日子原本还算安逸。
平日，照顾两位老人的主要是女儿令狐路线。大学毕业后，她分配到了运城市医院，之后又调到级别更高的运城市中心医院。
令狐路线的爱人王健康，祖籍山西沁源，从小就跟着父母在运城生活。
16岁时，他进入运城汽运公司保修厂当工人。1977年，22岁的王健康前往西安公路学院汽车系学习，毕业后在山西交通学校任教。
1983年6月，王健康再度回到运城汽运公司，担任保修厂技术员。
有知情人士对澎湃新闻透露，王健康家境一般，和令狐路线是经人介绍认识的。老爷子令狐野刚开始还不太同意，但是拗不过女儿的坚持。
成为令狐家女婿后的王健康仕途顺遂。他从汽运公司保修厂技术员逐步升任副厂长、厂长，之后又担任汽运公司副总经理、工会主席等职。
1995年12月，时年40岁的王健康出任运城市交通局副局长，6年后得以“扶正”。2009年9月，王健康升任运城市副市长，曾协助市长分管住建、交通等方面的工作。
学医回来的令狐路线，和当年的活泼大方截然不同。
平陆的高中同学说，路线很少和大家联系。别说聚会，即使是运城的同学家里婚丧嫁娶，她也从不出现。
“总说工作忙，人不来，就把礼钱送到。”一位高中同学记得，令狐路线说过，搬了家要请大家一块吃个饭，可是一直没兑现。
在运城，多位熟悉她的人士表示，令狐路线工作认真、低调务实，所以能够升任运城市中心医院副院长。此外，她还连续三届当选运城市人大代表。
和哥哥姐姐相比，年纪最小的令完成是平陆人眼中最神秘的一个。大学毕业后，他进入新华社，在其旗下杂志《瞭望》周刊当过记者。
一些去了北京的平陆老乡，会去找令完成叙叙旧。
几次聊天中，大家渐渐知道：令完成干得也不错，后来还当过新华社直属广告公司老总。他离过婚，又娶了一位女主持人……
一位令狐家族的亲戚也记得令完成当年说过的话，“我不喜欢搞政治，将来要好好挣钱……”
最近七八年，令完成和平陆老乡也渐渐断了音讯。几年前，有人春节时去令狐野家拜访，正好见到了正在下棋的令政策和令完成，兄弟俩眉眼十分相似。
不说过往
很少有人能通过令狐野夫妇了解这家人的情况，老两口不谈政治、不说过往，也不提及孩子。
晚年的令狐野在运城上了老年大学，爱上了书法、绘画。遇到性情相投的朋友，他还会主动赠送作品。
老伴王黎明打理着小院，种一些花花草草，旁边是支起的葡萄架。
“二老其实很热情，每次去看，总会递糖块、剥花生。”一位年过七旬的平陆人，过去是令完成的高中老师，因为谈得来，和令狐野成为了“忘年交”。
在他眼里，两位老人非常低调、自律。
2003年前后，平陆县要出一套《平陆人物谱》，希望把令狐野等人收录其中。令狐野和家人婉拒了这个要求，县里没办法，只好从网上收集了一些资料。
也曾有人想把令狐野参加革命的情况整理一下，教育后人，老人还是没同意。
2009年9月30日，《运城日报》头版刊登新闻：市委书记高卫东看望慰问享受副省长级医疗待遇的离休干部令狐野。这是令狐野唯一一次出现在运城当地的公开报道中。
“很多人想去，不是谁都踏进他家大门。”前述令狐野的“忘年交”坦言，大概怕别人托关系走后门，令狐野都是闭门谢客。如果有人找到小区，打听令狐老先生的住处，门房也不会透露。
细心的人也能体会到令狐一家对平陆的复杂情感。
他们曾试图保持距离。10多年前，一位平陆老乡因为单位拖欠工资，跑到运城找令狐野想办法，王黎明回答，“三个代表学好了，他们当官的就不拖欠工资了。”
他们也很少和亲戚走动。2009年，令狐野与前妻所生的大女儿令狐桂英因病去世。父女俩的关系到最后都没有修复，令狐桂英的子女对外公也相当陌生，即使小心提起，也会得到“和我们没有关系”的淡漠回应。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与平陆再无关联。
王黎明就曾对登门拜访的令狐野的“忘年交”说，“你帮我跟平陆人解释一下，我们不是不关心平陆……”
常乐后村的村民也说，早些年村里有个人去世了，他和令完成关系很好。这个人曾经想在村里打口井，令完成还资助了他3000块钱。
后村小学要重建的时候，老支书蒋守立去太原找令政策。令政策说，你先回去吧。没过几天，10万块钱打了过来。
常乐中学最气派的建筑是一幢5层高的教学楼，2001年才建起来。
学校的退休老师说，之前省里有个专门资助农村学校建设的款项，为了争取到这个名额，他们去太原找过令政策。
令政策还是老样子，没当面承诺什么，但到最后学校还是拿到了100多万的拨款。
常乐后村，令狐一家住过的延安式窑洞已近乎填平。住在这里的新主人透露，很多年前的一个雨天，令狐野一家曾回来过。
那一次，90多岁的令狐野因为腿脚不便没有下车。他的儿女和孙子们在院子里走走看看。
多年来，这个小院一直都有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不同的是，过去来都是点点头，感慨风水多好，如今来的都是摇摇头，语气中满是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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