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10-15 18:00:34
据21世纪经济报道获悉，包括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在内的多家机构，围绕我国未来人口变化做了一系列测算，这些预测报告已经呈递给决策层，作为制定“十三五”人口规划的背景参考。
因为工作原因，2010年崔丽全家从北京搬到了南昌，环境陡变，5岁的孩子不愿去幼儿园，看着孤单的孩子，崔丽决定再生一个孩子陪她。
但现实是，崔丽和爱人都不是独生子女，这意味着他们不能合法生育二胎。“我爱人在一家央企工作，超生可能会让他丢掉工作，也会让我和第二个孩子不能在北京落户。”崔丽说。
一些朋友选择了闯红线，“但那些高龄产妇惶惶不可终日，有的不敢去医院做产检，有的因为心理压力太大而流产。”她说。
崔丽一直等着政策落地，她只在2014年等来了“单独二孩”政策，但这对她来说还不够。女儿的一句话再次刺痛了她：“妈妈我已经10岁了，你再不给我生弟弟妹妹，我就长大了”。
对于这些迫切需要生育二胎的需求，国家卫计委显然已经关注到。
在2015年7月10日的国家卫计委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计委计划生育基层指导司司长杨文庄回答全面放开二胎问题时表示，“我们现在正在按中央的要求抓紧推进有关工作”。
有媒体报道，有关部门正在研究全面放开二胎，该事项有望成为“十三五”规划重要议题。
据21世纪经济报道获悉，包括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在内的多家机构，围绕我国未来人口变化做了一系列测算，这些预测报告已经呈递给决策层，作为制定“十三五”人口规划的背景参考。
作为一项政策，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时间节点将会影响中国新生人口数量的波动，这亦是人口学家争论的核心问题之一。
“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实施越早，新增人口释放越多，实施得晚，人口增长势能释放得越少，因为一些‘70后’育龄妇女就错过了。”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北京市人口学会常务理事陆杰华说。
总和生育率争议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这标志着在我国实施了三十余年的计划生育政策，迎来一轮新的完善与调整。
“在政策路径上，‘单独二孩’是计划生育政策调整的一小步，全面放开二胎将意味着城市独生子女政策的终结。”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
国家发改委2015年7月31日发布的《人口和社会发展报告2014》中写到，我国总和生育率已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人口生育水平进入世界低生育率国家的行列。
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当时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为1.22，即平均每个妇女生育1.22个孩子，而国际公认总和生育率为2.1时，才能达到人口最终停止增长，保持稳定状态的“更替水平”。
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这一数字下降为1.18，这比美国人口咨询局2014 年世界人口数据表统计的葡萄牙、新加坡等世界最低生育率还低0.02。
“在计划生育工作中，人口普查数据中的生育率是最重要的数据，但这两个数据从来没有被人口主管部门所采用。”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梁中堂说。
吉林大学人口、资源与环境研究所副教授侯力介绍，现有研究对上述普查数据的可靠性提出质疑，即普遍认为普查数据存在相当程度的漏报问题，因而使得由此所计算出的总和生育率要低于实际水平。
《人口和社会发展报告2014》中写到，2012年我国总和生育率约为1.6。而以蒋正华、徐匡迪、宋健为组长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2006年完成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则认为，其时的总和生育率为1.8。
总和生育率直接影响对全国总人口的预测，《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预测2010年全国总人口将达到13.6亿，原国家计生委主任张维庆则在2005年表示，到2010年我国总人口将达到13.7亿。
但《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显示，2010年中国总人口仅为13.3281亿人，比“十五”计划提出的“到2010年，中国人口将控制在14亿以内”超额完成了6719万。
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因为近年来我国每年总人口同比只增长六七百万，《人口和社会发展报告2014》介绍，全国2014年末比上年年末增加710万人，全年出生人口1687万人。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学者、《大国空巢》作者易富贤认为，计生系统和人口学者，而不是统计部门的数据影响了国家五年规划中的人口控制目标。“十二五”规划亦提出，“十二五”期间，全国总人口控制在13.9亿人以内。
“单独二孩”遇冷
对总人口的预测决定了计划生育政策如何调整和完善。2014年1月开始，全国各省陆续启动“单独二孩”政策。
多位人口学者向记者表示，全国符合“单独二孩”政策的家庭有1100万，这些家庭生育两孩的人口势能将在四五年内释放。“也就是四五年后，将恢复政策之前的正常生育水平”，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说。
“‘单独二孩’政策的效果并没有预期的那么好，申请人数比预期打了一个挺大的折扣”，他说。
国家卫计委计划生育基层指导司司长杨文庄也在发布会上介绍，截至2015年5月底，全国有145万对夫妇提出再生育申请，139万多对办理了手续。
他还介绍，截至2014年底，全国共有106.9万对单独夫妇申请再生育，但2014年的出生人口仅比2013年增长了47万。
美 国威斯康星大学学者易富贤认为，这多出生的47万人与“单独二孩”政策无关。“从怀孕到出生平均需要266天周期，也就是说，2014年底之前生出孩子的 妇女需要在2014年4月9日之前就已怀孕，而在这之前全国只有9万对单独夫妇申请了生育，这其中还包括政策出台前就已经怀孕的妇女”，他说。
易富贤认为2014年比2013年多出生47万的主要原因是，“2014年是60年一遇的‘金马年’，很多夫妇打算在这一年生育。另一种可能是，47万是统计误差”。
易富贤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我认为2014年可能只有一两万因‘单独二孩’政策而新出生的人口，2015年可能会多出生30多万，这一政策累计只能带来几十万多出生人口。”
“上海市从2008年开始推行‘双独二孩’政策，当时统计有200多万家庭符合条件，预测会因此多出生100多万人口。事实上此后5年只有1.5万个家庭申请再生育，最终生下7000多人。”易富贤说。
相比于“单独二孩”，“符合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育龄妇女人数在5000万以上。”陆杰华告诉记者。
在2014年3月的一篇论文中，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翟振武依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估算出如果在2012年全面放开二胎，全国有1.52亿育龄妇女符合条件。
翟振武分别按照65%和70%的生育意愿，得出如2012年全面放开二胎，此后将会多出生9858万或1.06亿人。翟振武以“全面放开二胎目前比较敏感”为由婉拒了记者的采访。
但翟振武在这篇论文中介绍，“假若推迟政策调整的时间，那么政策影响的后果与2012年立即放开相比将发生明显变化”。此外他还认为，“在‘单独’二孩政策已经实施的前提下，如果再全面放开二孩生育政策，其累积势能将比在2012年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小很多”。
“全面放开二孩后，开始可能会有一些出生堆积，但只会在个别年份，不会持续很长时间，我估计人口势能会在三四年内释放。”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说。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任远也认为，对于生育政策调整带来的生育反弹实际上不必过分担忧，值得担忧的倒是，即使放开生育控制，妇女的终身生育率水平仍然可能低于更替水平。
“如果全面放开二胎没有产生人口堆积，那说明这项政策就没有意义了，这会对经济、社会长远发展不利。”陆杰华说。
政策调节效应递减
崔丽在国庆假期和十几名非独父母一起，来到了山西翼城县。
因为几十年来允许农村妇女以晚婚晚育加间隔的方式生育二孩，翼城县一直被视为计划生育政策的试验特区。
“翼城试点的经验证明，计划生育政策并没有起到调节人口数量的作用”，亲自设计了翼城试验方案的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梁中堂说，“允许生两个孩子的翼城比只允许生一个孩子的其他地区的人口出生率还低，这就说明计划生育政策并没起调节作用”。
“十几年来我一直在反省，老百姓选择生不生孩子，生一个还是生两个孩子，是他们自己在选择怎样的生活方式，政府通过计划、安排并不能起作用。”他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陕西师范大学的研究生荆乐刚刚完成了对翼城县北关村的问卷调查，在收回的250份问卷中，只有不到一半的人现在有两个孩子。
在符合条件是否生育二孩的意愿调查中，有25.2%的调查对象已经生育了二胎，有33.2%的调查对象在条件符合的情况下选择生育二胎，二者叠加只占总数的58.4%。
而2011年，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在北京各区县组织实施了针对“单独”家庭中已育一孩的妇女二孩生育意愿的调查，结果显示67%的农村户籍“单独”夫妇想要生育第二个孩子。
这再次印证了梁中堂的“反省”，政策上可以生育二胎的翼城县妇女比不能生育二胎的北京市妇女的生育意愿还要低。荆乐介绍，近年来翼城县的人口增长率保持在3‰左右，而《人口和社会发展报告2014》显示，2012年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为4.95‰。
除了翼城县，“农村二孩”政策在我国许多地区实行，比如有地区允许确实有实际困难的夫妇生育二孩，有地区允许第一个孩子是女孩的农村家庭生育二孩。
河北省迁安市阿兰庄中心小学招收周围3个村子的学生，2009年由于生源减少，阿兰庄小学已改为幼儿园，“当时学生最少的两个年级分别只有7人和11人”，阿兰庄小学的崔校长告诉记者。
现在这里有101个孩子，是近年来人数最多的一年，崔校长对3个村子摸底后认为，这样的学生人数高峰还将持续几年。“101人中只有33个孩子是独生子女，包括16个女孩，我估计独生女家庭都会生二孩”，崔校长说。
崔校长在这所学校工作了20多年，学生最高峰时，这所学校有近500名学生，有的班就有80多人。为何今年学生人数多于往年，正是因为他们就是上一拨高峰期学生的子女。
复 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任远认为，“十三五”前四年，即 2015-2018年，每年出生人口都将相对较高，在2000万以上甚至达到2200万。但是我们并不用过分担忧，因为即使没有生育政策的调整，也会出现 年出生人口数增加，这是1986-1990年人口出生高峰的推移效应。
值得注意的是，阿兰庄小学的500人和101人的两拨学生高峰表明，即使 2015-2018年人口生育数量将有较大增长，仍然显著低于1986-1990年生育高峰阶段的出生人口数。
任远认为，不宜将这段时间人口出生的显著增长归因于生育政策的调整，避免将因为人口惯性带来的生育反弹归咎于政策调整造成了政策波动。
老龄化与经济增长
尽管对我国未来人口增长速度的预测不一，但理论界和政府部门都承认，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正日趋严峻。
截至2013年年末，我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数量超过2亿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已经达到15%。而在2000年刚刚进入老龄化阶段时，我国的老年人口数量仅有1.3亿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约为10%。
易富贤2008年时曾作出判断，2012年将是中国人口危机和经济的拐点，他在2012年判断2012-2014年经济年均只会增长7.5%。“人口是经济发展的首要原因、核心原因”，他说。
“在煤炭这个重体力劳动行业，农民工占员工总数的大部分，他们的平均年龄已到了40岁左右。”陕西省一座大型煤矿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而在国企职工身份占绝大多数的黑龙江龙煤集团，一线工人年龄结构老化亦是不争事实。多名龙煤集团下属煤矿负责人告诉记者，近几年来都没有年轻人进入煤矿工作。《黑龙江日报》2011年12月报道，拥有24万职工的龙煤集团，井下矿工只有4万多人。
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国总和生育率为1.18，但辽宁、吉林、黑龙江分别只有0.74、0.76、0.75。
这次普查数据还显示，至2010年，东北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达到9.12%，超过全国 8.92%的平均水平，其中辽宁省达到10.31%。
人口结构老化与经济下行相互纠缠，加剧了东北地区的人口危机，有报道称，2010年东北地区人口净流出180万。但与此同时，珠三角一些地区却在经历用工荒。
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佛山市非户籍常住人口348万，但到了2014年，佛山市非户籍常住人口只增长了1万。对以加工制造业为主的佛山市，这意味着流入的农民工数量几乎没有增长。
这与2010年之前的四年对比强烈，统计数据显示，2006年佛山市非户籍常住人口为228万，四年后增长了120万。
与此相应的是，2006年佛山市GDP为2297亿，到2010年为5651亿，4年间增幅高达146%；而其2014年的GDP为7603亿，相对于2010年的增幅仅为34%。
“人口红利是一个长波效应，新生人口增加并不会马上带来红利，毕竟需要15年及更长时间才能转化为劳动力。人口堆积在短期内可以对经济起到促进作用，但更明显的作用要等到15年甚至更长时间以后才能显现。”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