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鬼交锋：抓住一个交易员

*本文作者交易门，原文标题《神鬼交锋：抓住一个交易员》。*

位于曼哈顿下城的FBI办公室里，不苟言笑的韩国裔联邦探员B.J.Kang（本文简称康探员）屏住呼吸，仔细监听着电话两端的对话。在FBI的世界里，监听电话这活儿因为太苦、太累，还不一定能听出个名堂，是个被大家嫌弃的工作。

然而康探员这个外表看起来像是用水泥浇出来的汉子，内心却细腻执着。自打几个月前从一位联邦法官那里拿到电话监听许可，他几乎搬进了监听室。这个房间全密封，没有窗户，放着十几台古老的戴尔电脑，和几件不成套的家具。饿的时候，康探员就吃点零食和饼干。

康探员的监听对象是对冲基金Galleon Group的联合创始人Raj（本文简称拉吉）。这位51岁的肥胖印度裔大佬生活炫耀、浮夸，动不动就请70个朋友飞到肯尼亚去给自己庆生。他还曾花25万美元去开一个超级碗的派对。拉吉有个特点，就是喜欢在电话上炫耀自己人脉广，赚钱能力强。FBI怀疑他内幕交易时间已久。而他很快就在电话中露出马脚：

一位女交易员给拉吉爆料某家科技公司业绩将下滑。科技公司业绩报告出来，果然不如预期，股价大跌。拉吉因为提前做空，前后一周时间赚了500万美元。给他爆料的女交易员赚了250万美元。康探员调出女交易员的电话记录，发现她打给拉吉前，刚跟这家科技公司的高管通过话。

拉吉的工作很规律。每天早上，他会打一圈电话给朋友和熟人，搜集信息，白天就用这些消息来交易。这些线人不少是他之前在沃顿商学院的同学，现在在科技公司或对冲基金担任高管。这些人给拉吉提供关于公司并购或者业绩报告等还未公开的消息，并从他这里获取报酬。

拉吉在华尔街的线人网络细密。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在巴菲特宣布入股高盛之前，他就从另一位参与了巴菲特跟高盛电话会的大佬那里得知消息，猛做了一笔。据FBI调查，这些内幕消息，前后几年总共帮拉吉赚了6400万美元。

2006年，美国证监会（SEC）、联邦调查局（FBI）以及联邦检察官（Manhattan U.S. Attorney’s Office）联合发起调查，打击金融圈内幕交易。被调查者从拉吉这样的基金经理，很快扩展到上市科技、医药公司企业高层、律师、科学家、交易员和分析师。

而拉吉这点小腐败，显然只是冰山一角。美国政府的终极目标，是要拿下SAC集团的老板，被称为“美国徐翔”的对冲基金之王Steven Cohen（本文简称科恩）。

这场猫捉老鼠般长达10年的拉锯战，几乎每一个环节都可以拍成精彩的大戏——美剧“亿万”展现的不足1/10。它暴露了华尔街精英们赤裸裸的欲望、贪婪、自私。更让人动容的，是面对自由和财富被剥夺的可能，这些精英们的懦弱、恐惧、对最亲人的背叛、离弃。

华尔街不信眼泪，只信金钱。但要赚到钱，我们必须深刻理解人性。科恩和美国FBI的激烈交锋，给了我们观察人性的最佳窗口。

食物链

1992年，在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的同一年，美国人科恩在华尔街建立对冲基金SAC。那时不仅仅是中国，许多美国人也不太清楚“对冲基金”是什么。人们感觉去对冲基金工作的，大多数是野心在大银行无得到满足的交易员。他们鄙视大机构，也没耐心为了奖金跟老板讨价还价。他们进入对冲基金，穿着牛仔裤和拖鞋上班，一点也不高大上。

在普通人心中，对冲基金是帮有钱人管钱的机构。它们使用做空工具，吸引风险偏好高的成熟投资人。

然而1995年以后，对冲基金越来越惹眼。他们敢于使用杠杆、承受风险，不长期持仓，擅长短线交易，赚到钱就走。他们向投资人收取高额的管理费和业绩提成：2+20。这种收费模式现在被私募机构广泛袭用，但在当时的华尔街，还十分新鲜。

对冲基金是一个彻彻底底的赚钱机器。假设一家基金管理20亿美元，他什么都不做，就可以先收4千万进账。到金融危机前的2007年，对冲基金创始人比如Paul Tudor Jones 和 Ken Griffin已经十分有名，他们管理几十亿的钱，住着2万平方英尺的豪宅，出行坐的是5000万美元的私人飞机。

美国最聪明的年轻人，包括有幸去美国读书的中国留学生精英，都挤破脑袋想去对冲基金。

道理很简单：钱多。

2006年，高盛CEO赚了5400万美元，然而当年前25名最赚钱的对冲基金经理中，垫底的都挣了2.4亿美元。同年，科恩赚了9亿美元。到2015年，整个对冲基金行业已经管理了3万亿美元的规模。对冲基金成了华尔街食物链的顶端。

重新定义对冲基金，改变华尔街的，是这个叫Steve Cohen的人。

科恩在华尔街是个谜一样人物，他曾经连续20年，取得每年平均30%的回报。即使在华尔街最优秀的基金经理看来，也不可思议。

最让人困惑的是他高回报的来源。他不像索罗斯或者P. T. Jones有明确的策略或哲学，也不去赌宏观大势或者房地产市场的兴衰。他只是非常有天赋，用中国俗话来说，就是“盘感”极佳，对股票的走向感觉灵敏，火速地买进卖出，每天交易几十只股票。

年轻的交易员拼了命地想为他工作，有钱人排着队想把钱给他管。到2002年，SAC成为全世界最赚钱的对冲基金，管理规模达到了150亿美元。华尔街亲切地把科恩称为“Stevie”，像神一样崇拜他。

与此同时，上万家对冲基金在华尔街冒出来了。他们雇佣激进、敢于冒险的交易员，也开始招纳科学家、数学家、经济学家，甚至心理治疗师。他们不择手段获取人家拿不到的信息。因为他们比谁都清楚，要打败市场有多难。

不可避免地，他们开始寻找内幕信息：公司的业绩报告，收购信息，新药的测试进展等。

美国证监会对“内幕信息”的定义是：所有非公开、会影响市场的（proprietary，non-public, and certain to move market）信息。用这个信息来交易，就构成内幕交易。

出道

笑起来两颗门牙中带缝的科恩1956年出生。那时世界处于冷战的阴影下，科恩在纽约郊区长岛一个普通的犹太家庭长大，是家里第8个孩子。父亲在成衣制造厂工作，妈妈是钢琴教师，小时候家里一直很缺钱。

每天父亲下班带来当天的《纽约邮报》，科恩都要抢着读股票版。在学校他不怎么用功，却总能拿高分。他哥哥后来回忆，有次母亲喂科恩吃牛排，其他几兄弟只能吃热狗。哥哥抱怨，妈妈说：你别吵了，Steve有一天会养我们的。

科恩在学校里最喜欢的活动是打德州扑克，因为他总是能赢钱。他发现，这比去超市打工好赚多了。

凭着天赋，科恩考上了沃顿商学院，同学们都开宝马和奔驰上学。科恩继续和富二代们打扑克。其中一位大哥一学期下来输给他好几千美元。

在沃顿商学院，科恩每天早上都读《华尔街日报》。一次统计学期末考试，他还没答完卷就起身离开，着急去看股票的收盘价。他开始逃课，去费城的美林证券办公室，盯着那里的股价屏幕可以看一天。

1978年，科恩从沃顿毕业，经朋友介绍加入华尔街一家小型基金。一在电脑屏幕前坐下，科恩就立即被屏幕上的数字吸引。盯着屏幕看一会，他立即宣布，某只股票明天会高开。

他对自己交易能力的极端自信，在工作的第一天就彰显无遗。

上班第一天下午，科恩赚了4000美金。当晚又赚了4000美金。在1978年，这不是一笔小钱。

介绍科恩进公司的朋友惊呆了。一个完全没有经验的人，怎么能如此神准地预测股票？“那时我就知道他一定会出名。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天赋。”多年后，他告诉《华尔街日报》的记者。

科恩逐渐开始做事件驱动的日内交易。交易时的科恩全神贯注，肾上腺素涌动。他极度享受下注、赚钱的过程。同事们发现科恩有一种特殊的能力。他异常冷静，他从来不会因为市场变化情绪波动，更不会因为心情紧张而清仓。

开始交易后不久，他每年能赚500到1000万。公司开始让他自己管钱。

取得初步成果的科恩，展现出强势的一面。他在办公室把空调开得像冰窖一样冷。人们必须盖着毯子工作，被他雇来当秘书的妹妹还在大夏天用了一个电动取暖器。

还有一天，他突然冲进办公室，把所有地毯都撕掉。他嫌地毯干扰他交易。

冒险

科恩身上有大部分交易员没有的特质：在交易的时候他像个两栖动物，没有感情，没有波动，不被自我怀疑和恐惧所绑架。

科恩的交易哲学很简单：要在市场赚钱，必须要冒险。但前提是必须要做聪明的冒险（take intelligent risk）。如果交易员有一个好的点子，但舍不得下注，也不能赚得足够多。他认为自己5%的交易，给自己赚了大部分的钱。

1992年，科恩自立门户，成立SAC capital。初始基金2300万美元，其中1000万是他自己的。他招进9位交易员。

科恩很喜欢能敢于承担风险的交易员，大学时参加过体育运动的人特别得他欢心。科恩小时候就很喜欢运动，棒球、篮球都很出色。只是父母没钱送他去接受专业训练。面试新的交易员时，他会问对方：你这辈子做过最冒险的事是什么？

为了帮助交易员更好地冒险，科恩还请来美国奥运篮球队前心理师。心理师的特长是帮助运动员提高胜率。他认为运动员只要克服内心的恐惧，就能打胜仗。

这位大胡子经常悄悄地出现在交易员身边，问他们感觉如何。在每周一次的集体咨询中，他经常让大家闭上眼睛，想象自己在盈利。他的口头禅是：“你为什么在你赢的交易上下注不够大？你交易目标不是‘不输’，你必须为了赢去交易。”

很多交易员都觉得他是个骗子。还有人觉得他是科恩派来的“间谍”。

科恩每天从市场各个角落吸取大量信息，观察买卖双方实力消涨，他甚至关注政策制定者重要发言里的措辞，做好预测后，买进上万甚至几十万股的股票。一旦价格上涨，就把这些票卖掉。做空时也采用同样的策略。

不得不说，科恩是一个天才的日内交易员。三年之内，SAC的管理规模就到了1亿美元，翻了4倍多。街上传言SAC每年的回报是100%。他们的交易量如此之大，高盛这样的broker-dealer都紧张会失去他们的生意。

想要把钱给科恩管的人开始排队。他的要求很苛刻，收益部分，科恩自己要拿50%。远远高于其它基金的20%。

与此同时，同事开始感受到他无情和冷酷的一面。

他总是抱怨其他人从自己的成功里占了便宜。不管是付给经纪商的佣金，还是分给合伙人奖金，都让他极度不爽。他突然会炒掉一些他认为拿钱太多的人。或者拒绝支付员工红利。他认为纽约的税太高，把公司搬到了康州的Stamford。

他经历了离婚、再婚。

在合伙人生病一年之后，他面无表情地炒掉了这个和自己一起奋斗的好朋友，也是他二婚婚礼上的伴郎。借口是这位合伙人勾引他老婆。科恩让合伙人当天就走人，之后也没给员工任何解释。

被炒掉的合伙人发现，华尔街再没有其他公司敢要他。因为科恩放话出去，任何人招他，就不要想跟SAC做生意。

盛极一时的SAC

土豪

财富的迅速积累让科恩的内心极度膨胀。基本上他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

和二婚老婆生了三个孩子后，科恩打算换套房子。他看上康州富人小镇格林威治一套豪宅。豪宅建在一块14英亩（5.6万平方米）的土地上，要价1400万美元。

另一位华尔街高管也看上这套豪宅，还通过中介传话给科恩，说不管科恩出多少，他都多加2万5。

科恩毫不示弱。他告诉中介，我全部付现，现在就可以写支票。两位Alpha Male就这样较上劲了。

这位老派投行高管从来没听过科恩的名字。他找来这个名不见经传的男人的电话，打给他说：我老婆特别喜欢这房子，你让我买，我给你100万。

科恩在电话那头大笑，说我拿100万干什么？不如我们来投硬币吧。高管感觉被羞辱了，悲愤地挂掉电话。最终科恩用1480万美元的现金买下豪宅，随后大兴土木。

格林威治住的都是所谓的“老钱”，看不起华尔街的暴发户。他们认为做人行事应该低调，过分炫耀是没有安全感的表现。

科恩才不管这么多。挖土机进场！新的房间修起来！室内篮球室修起来！游泳池修起来！游泳池上方他建了两层楼高的玻璃天花板。他还修了557平方米的溜冰场。他买了一辆除冰机，还给除冰机修了专门的停机库。

豪宅建了一个按摩房，一个运动场，一个小的高尔夫球场。最后住宅建筑面积2700平方米，重修工程一共用了283卡车的泥土。

一位“老钱”邻居忍无可忍，向小镇规划部（Town Planning Board）投诉，这哪是个家，是一个秀场。

俯瞰科恩的豪宅

相对花在房子上的小钱，科恩开始在艺术品上豪掷千金。

他早在2006年，就企图从赌场大鳄史蒂芬R26;永利那里买下毕加索的抽象画Le Reve（梦）。画作中毕加索22岁的年轻情妇让科恩如痴如醉。

永利于1997年花4800多万美元买下这幅画。科恩答应花1.35亿买下。戏剧的是，在欢庆画作换手的派对上，永利带大家参观这幅画时，不小心没站稳，手肘把画撑破。

足足七年后，永利找到曼哈顿一位艺术品修复师将画作修复。这位大师把画布上面的线用针灸针重新连在一起。把新颜料覆盖在新的线上。他功底深厚，只用了一个笔尖那么多的颜料。科恩如愿以偿，花了1.55亿美元买下这幅画。

科恩的艺术品收藏世界一流。他2005年花1.1亿买了高更，梵高，2006年花1.38亿买了德库宁，2012年花1.2亿买了亨利马蒂斯的4座青铜雕塑。他的收藏里还包括波洛克、莫奈、马内。在SAC的办公室，科恩购置的价值100万的画就那么随便挂在办公室墙上。

科恩办公室放着他花800万美元买来的现代艺术：悬空鲨鱼。

鼎盛时期的SAC从上到下都流露着浓浓的暴发户气息。

科恩的交易员开着马萨拉蒂、本特利上班，周末坐直升飞机去纽约看球赛。一次有位顾问去SAC拜访，倒车时不小心撞到了一辆价值15万的奔驰，一辆7系宝马，和一辆法拉利。这位顾问惊恐不已，连连道歉。

但法拉利车主、一个SAC的交易员看着他，淡淡地说，没事，我开另外那辆法拉利就好了。

荣耀之下，科恩的交易员们也承担着巨大的高压和不确定性。公司没有一个人有安全感。他们的座位不停地调整，坐得靠科恩越近，表示越受重视。有时甚至整个部门会没有原因地消失。每个人都担心下一笔亏钱的交易会让他们被炒掉。

内幕交易

1990年代中期，美国股市迎来科技股飙升带来的巨大牛市。

此时SAC已经是高盛股票部门最大佣金贡献者。本来华尔街最有话语权的是像Wellington, Fidelity 和 State Street这样的共同基金。但他们做的是长线投资，不是闪电式的快进快出。SAC的交易量比他们大，每年交给投行上百万的佣金。

钱当然不是白交的。SAC想要特殊待遇。SAC告诉高盛，如果有新的买卖评级出来，他们要第一个知道。拿着这样的信息，他们可以比别人先买或者先卖，这是巨大的优势。

这一强硬的要求，从来没有人对他们提过。高盛的管理层内心隐隐觉得不舒服，但还是默默接受了。毕竟SAC是他们最大的客户。

到了1999年，SAC 管理规模超过10亿。科恩发现自己短线交易有效性在下降。街上很多新的基金在模仿他的交易风格，他的盈利越来越薄。

作为一个天才交易员，科恩渴望成长为一个受人尊重的投资人，也希望SAC成为一家伟大的公司。他意识到，自己团队需要做更专业的分析和公司研究，不能再依赖卖方。

科恩开始招有基本面研究优势交易员。要求他们对行业有深刻理解，能从上市公司和线人那里拿到有价值的信息。在公司内部，他把现有的交易员按行业进行重组。不行的就炒掉。

一个从1992年开始就跟着科恩做交易的老兵自告奋勇，去做科技板块、半导体行业交易员。

老兵当时自己管理4000万，回报有30%。但科恩还是不满意，觉得他冒的风险（take risk）不够大。他让老兵坐在他旁边，监督他的每一笔交易。老兵每次打电话都屏住呼吸，轻言细语。以免被科恩以更大的筹码抢下单。

老兵的秘密武器是他的下属，一位华裔分析师C B. Lee（小李）。小李中文流利，在亚洲半导体公司有非常强的人脉。他永远都在出差，去世界各地的生产厂商搜集信息。科恩和老兵为了争夺小李的信息常大打出手，最终炒掉了这个老兵。

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SAC管理规模达到高峰。公司有1200个员工，管理170亿美元。这其中有一半是科恩和他雇员的钱。

从1992年建立，SAC经历了几次凤凰涅槃：从一个日内交易团队演化成为由常青藤名校生担纲的专业机构，最后成为了一个研究和信息搜集的机器。内部是高度分工，专研不同领域行业的分析师。

此时科恩雄心勃勃，已经在亚洲和欧洲开设了分公司，在PE领域也有所作为。他还开了一个固收小组，虽然他对此一无所知。从1994到2008年，SAC平均每年回报达做到30%。科恩身价100亿美元。

科恩送给朋友的圣诞节贺卡。他把自己做成了King。

保护机制

科恩工作勤奋，每天早起研究市场。8点之前，他的保镖开着灰色的迈巴赫送他去办公室。在交易桌前，他吃一碗简单的燕麦粥作为早餐。他桌子上有12台电脑屏幕。每天上午9点半到下午4点，他都纹丝不动地盯着这些屏幕。

科恩每个月会收到上万封邮件。为确保自己不漏过每一封重要邮件，他雇佣分析师过滤信息，提醒他阅读重要通知。他还雇来交易员专门负责交易执行。

如果科恩要去休假，或者探望父母，出行前他会派人提前勘测地形，在出差地额外租一间办公室。这间办公室的设置和他在Stamford办公室的交易台必须一模一样。这就好像施瓦辛格每次出行前，都带着自己的可移动健身房一样。

每个星期天的中午，科恩坐在家里，手中握着一支笔和本子，他的基金经理一个个打电话进来，汇报下一周的交易点子。他们必须准备好赚钱的点子，并且要告诉科恩自己的信心指数。

这是合规部门的完美设计，目的是保护科恩，在他和有价值的信息中间建立一个护城河。这个信心指数让分析师告诉老板自己多有把握，但不暴露信息来源。

SAC的架构很像一个自行车的车轮。这100多个基金经理像是辐条，下面管自己的分析师和交易员。科恩是辐条汇聚的轴心。

和其它对冲基金比，各个基金经理的关系没有合作，只有激烈的竞争。他们争相产出最好的交易点子。科恩从他们那里拿到点子之后，自己交易。如果科恩发现交易员在告诉自己前抢先交易，他会暴怒。

如果有人因为愚蠢亏了钱，科恩更加怒不可遏。表现糟糕的交易员很快就会被炒鱿鱼。

2008到2009年，虽然SAC如日中天，但金融危机大环境下，每天市场都很不确定。科恩内心焦躁，他想要更直抵本质的交易点子。

那正是科恩的明星交易员Matthew Martoma（本文简称马哥）急于证明自己的时候。

专家网络

马哥在阳光灿烂的佛罗里达州长大，是斯坦福大学的MBA，高大英俊，一表人才。

被SAC招进来做生物科学领域的分析师时，科恩答应马哥，他可以管理4亿美元，赚到的钱提成17%。马哥的底薪是20万美元，签约奖金200万美元 。

生物科技是非常非常刺激的一个领域。马哥密切关注Elan Corporation和Wyeth这这两家公司。它们在联合研发一种治疗老年痴呆症的新药：Bapi。这种药物在动物测试阶段显示了一定的效果。

马哥本科在杜克大学读生物，曾在学校医院的老年痴呆小组当志愿者。加入SAC后，他花了两年时间学习Bapi，跟100多位医生和研究人员对话。他对Bapi的前景非常乐观。

2008年，马哥开始买入Elan和Wyeth的股票。仅6月25号一天，他就买了100万的Elan。6月29日，他向科恩推荐这只票，当时股票价26元，他的目标价40-50元。马哥宣称，股价催化剂将是7月底的一次业界会议。他给科恩汇报时，把自己的信心指数打到了9分。

SAC的同事并不知道，马哥的信心，来自一位医学大佬，Sid Gilman（本文简称吉尔曼大夫）。

2006年，马哥给专家网络GLG送去了22个人的请求名单，都是参与这个研究的关键科学家和医生。只有吉尔曼给他回复。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讲一讲所谓的专家网络。

美国证监会规定上市公司必须在同一时间向公众发表信息，不能对任何机构、个人有区别对待。这让华尔街感觉自己在信息获取端缺乏足够优势。

频繁交易的对冲基金，非常关注公司的季报发表，特别是科技和医药公司板块，因为它们的股价往往会上下剧烈动荡。因此在季报发布前，建立正确的仓位就异常重要。

以GLG为代表的专家网络，由此嗅到巨大的商机。他们开始去挖掘各个热门公司愿意做“咨询”的人，不断喂给对冲基金。作为回报，对冲基金每年付给他们上百万的服务费。

专家网络会跟专家签协议，规定涉及到非公开的信息，不能告诉华尔街。但这往往是个灰色地带。

专家网络找到吉尔曼大夫时，他是密歇根大学医学院的资深教授，老年痴呆症领域的顶级专家。他一辈子最大的梦想，就是成功研发治愈老年痴呆症的药。

吉尔曼大夫

吉尔曼大夫在一个俄罗斯移民家庭成长，曾经在哈佛和哥伦比亚教书，1977年来密歇根大学来主持神经科系的工作。虽然事业顺风顺水，他的家庭生活却不太顺利。大儿子宣布自己是同志后，吉尔曼大夫无法接受，两人闹僵。大儿子从家里搬走后自杀。

他和老婆关系恶化，以离婚收场。他再次结婚，但这时小儿子又告诉他自己是同志。他跟小儿子断交，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科研上。

吉尔曼完全不知道对冲基金是什么。GLG年2001年第一次联系他时，他仅仅觉得可以赚点零花钱。但慢慢地，吉尔曼大夫感觉到对冲基金的人智商高，问问题总能问到点子上。他们总是恭维他的知识面和深度，请求他详细描述学术细节。这内容非常枯燥，一般人根本不愿意听他聊。他一边赚钱，一边也很享受这个智力探讨的过程。

吉尔曼大夫在密歇根大学拿31万美元的年薪。但跟对冲基金打半个小时电话，他就能赚1000美元。如果对方提出要跟他见面，他收费2000美元。吉尔曼大夫很快就从GLG那里赚到几十万一年。他忍不住开始犒劳自己，出去旅行时，开始飞商务舱。

吉尔曼的许多教授同行也在外面做咨询工作。美国医学会杂志2005年发表文章称，美国10%的医生跟华尔街的专业投资人有关系。

Bapi

在美国，一种创新药在拿到FDA（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前，通常要经过三个测试阶段。阶段一，药物在少量的人身上进行测试。如果安全有效，就到阶段二，测试人数200人左右。然后到阶段三，需要两个独立的研究，证实这个药是可靠的。

吉尔曼大夫是老年痴呆症创新药Bapi第二阶段的核心医生。每个参加测试的医生都签了保密协议，他们不能跟外界泄漏任何关于药物测试的信息。

联系上吉尔曼大夫后，马哥和他在电话上聊了很多次。马哥还约吉尔曼喝咖啡，在医学会议上见面。当然，这些都是要付费的。

很快，吉尔曼大夫开始和马哥建立起了一种超过商业关系的友情——至少他是这么感觉的。

马哥的勤奋、聪明，让吉尔曼想起自杀的儿子。马哥跟他分享自己生活的不如意，也像个寻求关怀的晚辈。吉尔曼大夫开始发自内心地在意他。

这是马哥的魅力所在。他非常善于和比自己年长的导师相处。他的成长生涯中，每个导师的反馈都是他很勤劳，聪明。好几位导师都评价说，感觉跟他像自己的儿子。

然而，马哥不是吃素的。他步步紧逼，要吉尔曼大夫透露一些细节。吉尔曼大夫越来越不自在，他试图拒绝，但马哥从不放弃。马哥多次问吉尔曼大夫，药物是不是有一些副作用。这是保密协议规定不能讲的事。但吉尔曼大夫无法抗拒这个有魅力的年轻人，终于跟马哥确认了这一情况。

吉尔曼医生知道自己已经跨线，却无法自拔。他开始频繁地透露这个研究中的细节。比如服药后，病人大脑后端的肿胀可能表示药物在起效；不同的剂量怎么样影响病人；有老年痴呆基因跟没有这种基因的病人反应有什么不一样。

有了吉尔曼大夫的爆料，马哥在Elan的仓位越来越重。SAC内部几位资深的医药分析师非常困惑，认为风险极大。科恩却坚定地站在马哥这边，让其他人闭嘴。

截至2008年7月，SAC和科恩本人在这两家公司上有超过10亿美元的投资。

这时，科恩让马哥请来Elan的CEO在自己家里吃饭。他们想从CEO口中套一些话，并且精心准备了一些问题。毕竟，他们的仓位太重了。然而整个饭局中，CEO表现得很低调，压抑。科恩判断，这一点不像攻克了老年痴呆症。

在这样的怀疑中，时间越来越紧迫，马哥的心情也越来越忐忑。

2008年7月28日，这两家公司会在芝加哥的会议上宣布二阶段测试的最终数据。7月15日，吉尔曼和其他大夫飞去Elan在旧金山的药厂。第二阶段的数据第一次曝光。

这是吉尔曼一辈子都在等待的时刻。然而，他失望了。

数据初看很乐观，但仔细一看，加大剂量，药物的效果并没有增强。医学上把这称为缺乏剂量反应（Lack of dose - response）。这意味着药物可能无法进入第三阶段测试。

马哥当天晚上致电吉尔曼，并于两天后飞来密歇根。他要求看吉尔曼将要在芝加哥大会上演示的PPT。PPT上含有第二阶段测试的所有保密数据。吉尔曼犹豫了一下，还是给他看了。

吉尔曼天真地认为，Bapi有会第三阶段测试。但精明的马哥知道，从华尔街的角度看，这个药物已经失败了。他知道新闻一旦出来，这两家公司的股票会一泄千里。

他当晚就飞回了纽约。第二天早上9点45分，他和科恩通了20分钟的电话。随后科恩命令他的交易员用公司的小账户狂抛这两家公司的股票。他示意他们悄悄地抛，不要引起注意。

9天时间，他们卖了1000万股的Elan。仓位全部清完之后，他们又做空了450万股。一周之内，完全颠倒持仓。

芝加哥大会如期召开，吉尔曼大夫上台讲解。Elan的股价在大会前一天收在33美元，当天开在21.47, 两天之后跌到10块以下。

Elan股价在大会当天暴跌

人性

吉尔曼大夫对股票完全没兴趣。他唯一感到失落的是，芝加哥大会之后，马哥就消失了。

吉尔曼大夫曾经写信给马哥，彼时金融风暴正劲，他很担心这位年轻人。几个月后马哥曾通过GLG约吉尔曼见面，但随后又取消了。

2008年，马哥从科恩那里拿了将近一千万美元的分红。然而好景不长，仅仅两年之后，他因为无法继续给出赚钱的交易点子，被扫地出门。

不曾想美国FBI在查Elan公司股票的内幕交易案时，在吉尔曼的通话记录中又翻出了马哥的名字。

更狗血的剧情出现了，FBI发现马哥（Martoma）居然不是他的原名。

原来，进入斯坦福之前，马哥曾经就读于哈佛大学法学院。为去申请做大法官的实习生，他把自己所有的B和B+都改成A。校方发现他的伎俩，勒令其退学。

马哥“急中生智”，马上发邮件给大法官的秘书说要撤回申请，还奇葩地让全家飞到哈佛帮他编故事，说他回佛罗里达探亲，改成绩单是为了骗父母。不知情的弟弟趁他出去玩，帮他把申请寄出去了。

哈佛认为这个解释漏洞重重，开除了马哥。一计不成，又生一计。马哥招兵买马，开起一家科技公司，试图以公司的名义“证明”那封邮件是在学校找他谈话之前发出去的，好让学校回心转意，恢复他的学籍。说不定创业公司还能大赚一笔，可谓一石两鸟。

马哥整个计划得到了他奇葩老爸的强烈支持。父亲是来自印度南部的第一代移民，在美国当工程师。他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送马哥上哈佛。马哥高中毕业时，他眼见儿子上哈佛无望，送了马哥一块匾，上面写着：“毁掉父亲梦想的儿子”。

为了支持马哥翻身，马爸把佛罗里达的房子做抵押，贷款100万让他去搞公司。马哥用这家公司出了一份几十页的、充满各种科技术语的“证明”发给哈佛。

最后恢复学籍的事情不了了之，马哥创业的钱也很快烧完。他又改名去申请斯坦福的MBA，卷土重来。

在马哥的世界里，只要肯“想办法”，绝对有路子。可悲可叹的是，他一辈子的聪明才智，似乎都用在了这些歪门邪道上。

离开SAC后，马哥带老婆孩子搬回佛罗里达，住着大宅，专职带娃。然而美好的一切，从SEC调查吉尔曼的通话记录，追踪到马哥的那一刻，就注定崩塌。

当FBI探员最终敲开马哥佛罗里达的家门时，马哥昏倒在了家门口。

背叛和忠诚

2009到2010年，科恩的事业和私生活乌云笼罩。

他的前妻不满他分给自己的钱，认为他隐藏了自己的财富，主动打电话给FBI，说自己手上掌握前夫早期从事内幕交易的信息。科恩曾经在1980年，跟前妻承认自己有通过内幕消息赚钱。

接到他前妻电话的律师不敢相信，已经身价百亿的科恩宁愿跟前妻打官司，也不愿意分她一点小钱。

另一方面，FBI的网越收越紧。专家网络里的“专家”、曾经在SAC工作的交易员，越来越多的细节浮出水面。

FBI在调查中揪出下图这位出生于台湾、在硅谷工作的女士。她手上掌握芯片公司的重要情报，通过专家网络给华尔街做“咨询”，常向基金经理索要大额现金和礼物。一次咨询结束后，她让华尔街的对冲基金快递了12只活龙虾到她加州的住宅。

2010年11月19日, 《华尔街日报》刊登重磅文章，宣布联邦调查局在经过三年的调查后，将开始起诉内幕交易的基金经理。这篇文章给出惊人的细节，说给华尔街提供线人的专家网络、医药公司将是调查重点。

读到这条新闻，对冲基金交易员Donald Longueuil （本文简称为“龙哥”）吓得从被窝里惊醒。他和其他几个交易员曾经用内幕消息做空戴尔股票，大赚了一笔。所有的证据都在移动硬盘和USB里。

凌晨两点，龙哥用钳子把家里的USB，移动硬盘全部撬开，毁坏。然后放进4个透明袋里。凌晨两点，他拉着未婚妻的手出门散步，看到深夜工作的垃圾车，就把袋子丢了进去。

他和未婚妻一直到2点30才回家。这一切都被安全摄像头记录下来。

在外面混，迟早要还。

龙哥的犯罪同盟之一是他最好的朋友、他的伴郎Noah Freeman （本文简称“诺亚”）。这位跟他一起用内幕消息交易的前SAC交易员很快被FBI找上门。FBI都没怎么用力，诺亚就全盘托出自己犯罪细节。

诺亚供出2008年在Fanie Mae和Freddie Mac被国有化之前，科恩接到一通神秘电话，开始大量买入银行股的细节。

不仅如此，他还把自己的好朋友龙哥也供了出去。

诺亚后来在FBI的要求下，戴上监听器，去找龙哥套话。对诺亚没有半分戒心的龙哥，本来是想商量怎么一起逃避法律责任，却被引诱着讲出自己内幕交易，以及拿钳子毁掉硬盘的细节。

本以为自己已经毁尸灭迹、逃过一劫的龙哥，万万没有料到，自己会栽在最信任的朋友手上。

处理诺亚案的美国证监会的检察官身经百战，打击各种犯罪团伙。在他看来，杀人放火的罪犯虽然冷酷无情，但他们绝不背叛亲人和朋友。然而华尔街的精英们，虽然有着各种光环，却轻易就可以背叛最亲密的战友和亲人。他们没有忠诚，唯有对金钱的贪婪。

诺亚就是这样。在背叛他的伴郎和最好的朋友时，他连眼睛都没眨一下。

重逢

尽管FBI望眼欲穿，马哥终究没有选择和FBI合作、供出科恩。这意味着检方没有足够多直接证据，可以证明科恩本人在进行内幕交易。

马哥案开庭第一天，媒体就刊登他曾经因为改成绩单被哈佛开除的新闻。如果评审团里的成员读到这则消息，有可能会对他做出极其负面的判断。

他的妻子，斯坦福的同学Rosemary每天都穿着耀眼出现在法庭，支持老公。

出庭的马哥忧心忡忡

在法庭上，马哥终于和吉尔曼大夫重逢了。那是芝加哥大会后他们第一次见面。

经过FBI不断劝说，起初并不愿意合作的吉尔曼大夫同意出庭，证明马哥从自己这里拿过内幕信息。“东窗事发”后，吉尔曼2012年就从密歇根大学“下课”。他的名字也被学校从网站上移除。密歇根大学唯一允许他做的，是在一个学校附近的诊所出诊。

这个寂寞的老人，似乎希望能在失去一切后，做一件对的事情，弥补自己的过错。

为了找到吉尔曼大夫的软肋，在庭审时能攻击他的证词，马哥的辩护律师专门派私家侦探跑去密歇根，调查吉尔曼的裁缝，又去跟踪他的儿子，希望能挖到黑料。

出现在法庭的吉尔曼大夫眼神深邃明亮，眼袋明显，头发银白，看上去很憔悴。患上淋巴癌的他经过化疗，已经初步恢复。

虽然吉尔曼戴着助听器，但思维很敏捷，他回顾了马哥跟他的数次见面，特别是找他看PPT的那次。他承认，他知道自己和马哥是在犯罪。

在法庭上，检方通过问吉尔曼一系列的问题，成功勾画出一个孤独的老年学者被一个年轻聪明的交易员吸引的故事。

检察官问吉尔曼大夫，为什么选择泄漏给马哥，而不是其他人。

吉尔曼回答：“他很好奇，聪明，很像我的第一个儿子，我的第一个儿子也很聪明。”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后来他自杀了。”

光是这段动情的话，就足以打动一万个陪审团。谁能不相信这个一无所有、满头银发的老者？

检方和被告方过完招，陪审团判马哥有罪。

政府没收了马哥在佛罗里达价值320万美元的房子，他账户里的300多万美元，他妻子账户里的20多万美元，还有他和妻子设立的慈善基金的93万美元。

这个慈善基金除了付他们的旅游费用，并没有做过任何捐赠。唯一的作用是帮他们省了税。

在法官量刑的前几周，马哥的妻子发动家人给法官写信求情，希望能少判几年。尽管按美国法律，此类案件的刑期长度，基本和涉案金额成正比，很难有例外。

马哥的父亲给法官写了长达十三页的信，并附上马哥小时候小正太的照片。他描述了自己得知马哥本科没有上哈佛之后的伤心欲绝。

“22年后的今天，我才感觉到也许我把他推得太远，仅仅是为了实现我自己的梦想。我们逼迫他成功，一直到他崩溃。”

这些求情信并没有起到太大作用。马哥获刑9年。

直到今天，很多人也不理解为什么马哥宁愿坐牢，也不跟检方合作，供出科恩。

大家认为有几种可能：

第一、他为了荣誉而战。上庭，就有机会证明自己清白。第二、恐惧。他害怕自己得罪科恩，会被报复。第三、自利。他认为科恩会为自己的“忠诚”给予物质上的回报。

你信哪一个？

摊牌

调查越深入，FBI康探员越是震惊。

愤怒的同时，他似乎更加理解这种难以避免的腐败。当你的竞争者都是清一色沃顿毕业生，最聪明的中国工程师。每个人都有一流的技术，都拼命地想要赚钱、出人头地，你怎么可能去打败别人？ 

更何况天下有钱人，都是一家。他们永远都会互相袒护。

当美国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开记者会告知天下，SAC在前所未有地倒卖内幕消息时，高盛的主席只是轻轻说了一句：他们是我们一个重要的客户。

的确，不仅仅是高盛，对于SAC最大的投资者，比如全美的养老基金和共同基金来说，只要SAC能给他们高额回报，对方所谓的“违规”，他们都选择睁只眼闭只眼。

科恩的SAC最终宣布服罪，承认从事内幕交易活动，并愿意支付18亿美元罚款。SAC成为一个世纪以来第一个承认从事犯罪活动的华尔街大型公司。

政府命令科恩关掉基金，两年不能再帮别人管钱。但他还可以交易自己将近100亿资产。

科恩本人安然无恙。检方准备了10年，也仅仅是伤了他点皮毛。

检方宣布SAC的罚金

不死心的马哥继续上诉，终被驳回。因为入学时对自己过往经历撒谎，斯坦福大学撤销了马哥的MBA学位。

让人唏嘘的是，当时跟科恩作战的多位检方大将，在案子收尾后，都纷纷离开薪资微薄的政府部门，跳船到多金的私人公司。

负责给科恩的SAC开出18亿美元罚单的美国证监会律师，加入了给科恩辩护的律所。康探员的上司，一位在FBI有25年工龄的大佬，去了高盛当VP。最让人震惊的是，美国证监会负责调查马哥案件的大律师也加入了为柯恩辩护的律师行。对科恩一战，成了未来雇主给他们的“试用期”。

2016年年底，我参加香港中环一个小型的鸡尾酒会。主办方是一家名为Point72 的对冲基金，主题是“女性从业人员如何更好地融入对冲基金行业”。

Point72 是个让人不敢小觑的名字。它的前身，就是科恩创立的SAC。

截至2018年，Point72有超过1200名雇员，管理规模达到120亿美元。科恩禁期结束，又可以募资了。但他已经不管理公司最大的账户。

他依然斗志昂然，告诉《财富》杂志的记者：“如果我表现平庸，那我会怀疑自己为什么要做这一行。”

科恩能否继续发挥神威，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据彭博社报道，Point 72在2016年的回报仅为1%，2017年在扣完费后给客户的回报是10%，然而当年S&P 500涨了22%。

在香港的鸡尾酒会上，参会的人衣冠楚楚、谈论着冠冕堂皇的话题。没有一个人提起那场惊心动魄的调查，那些流过的眼泪、那些被关进监狱的“流氓”。甚至没有人提起那个神一样的名字：科恩。

人们心照不宣，守护着那个没讲出口的秘密：金钱，才是我们共同的信仰。

*本文插图截取自记录片 To Catch a Trad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