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7-17 13:41:46
索罗斯
上个世纪末，索罗斯侵入香港，引发一场惨烈的香港保卫战。
索罗斯是世界最著名的国际金融投机家，有过许多次经典战役：曾在泰国修理泰铢，引发东南亚金融风暴；曾阻击英镑，获十亿利润；在俄罗斯出手，受到俄政府干涉而受损。
香港之战同样受到政府干涉，没有出现像一些东南亚国家那样的金融崩溃，没有像它们那样，被“索罗斯飓风”扫荡之后，几十年的经济增长化为灰烬，国民失业、企业破产的景象到处出现。在这一点上可以说香港胜利了。当时的香港政府宣布：打击国际炒家、保卫香港股市和货币的战斗，香港政府已经取得胜利。
索罗斯也承认：“无疑，群羊效应是我们每一次投机能够获利成功的关键，如果这种效应不存在或者相当弱的话，那么几乎可以肯定，我们难以取胜。”
但在此后，他始终没有透露量子基金在这次世纪金融大战中的收支情况。而流传在金融业内的两种说法，正好相反。一是《纽约时报》称索罗斯在此次决战中共赢利5亿美元；另一种说法是《亚洲华尔街日报》等香港媒体，估计索罗斯损失8亿美元左右。
在一些当事人的回忆中，我们可以看到这场香港金融保卫战，充满了浓烈的硝烟味道。
彭文生：哪怕港币最终没有如泰铢般跨掉，索罗斯也可以通过股市的下跌赚钱
狙击索罗斯进犯香港十年后的2007年，深圳一家媒体采访了香港金融管理局外事处主管彭文生。他于1998——2008年就职于香港金融管理局，负责经济、金融研究以及和内地金融合作事宜。
“从1997中期之后到1999年，香港的利率出现大幅波动，而在1998年8月，恒生指数接近6000点的低点，香港特区政府正是那时开始进行了干预。”彭文生回忆。
彭文生认为，1997年香港特区政府针对货币市场和股市的操作，不是为了干预市场，干预股市稳定股价，而是为了打击操作市场的投机者，维护相关的货币稳定。
索罗斯的对冲基金要攻击一个国家的货币，要抓住它的漏洞将其放大，逼迫它的利率上升到很高水平，然后把它当成提款机，掠夺大量财富。比如对冲基金抛售港币后，香港经管局为了维护联系汇率制，必须买下港币，造成银行体系港币的流动性减少，利率上升很快。而利率上升必将打击资产价格，打击股市。对对冲基金而言，同时卖空股市来获利——即通过货币市场和股市两个市场的操作，哪怕港币最终没有如泰铢般跨掉，索罗斯也可以通过股市的下跌赚钱。
一些国际金融机构包括亚洲开发银行、世界亚洲银行，于1997年1至8月在香港发行港元的债券实际上是25亿港元，其中大部分估计都落到对冲基金的手里了。同时在股票市场建立了他们的市场。
做好这些准备之后，索罗斯对冲基金开始卖手中的港币，希望把利率提起来。为了保护自己的汇率制度，香港特区1998年8月14日到28日的两个星期之内，在股市上买了150亿美元的股票，相当于整个香港股市的7％比例。
此外，特区政府由于财政赤字，积累了大量的资本放在外汇储备里。对冲基金卖港元，特区政府正好趁机将外汇储备换成港元放回市场。特区政府当初换的港元大概300亿，相当于当初对冲基金所卖的港元。这部分港币回到市场中，对冲基金提高利率的愿望成为泡影。
琼斯：即使在香港特区政府出手后，我还一度怀疑它们的干预是否能有效
作为当时索罗斯集团的经济学家，罗德里·琼斯回忆索罗斯与香港特区政府的“对决”时说：“香港政府做得非常正确，他们的决定非常优秀。我认为我当时犯了错误。”
琼斯当时的工作就是到东南亚各国进行访问，了解各地经济运行情况，特别是微观层面的情况。在1996年，琼斯已经嗅到了金融危机的“味道”，“特别是在1996年年底，我们觉得有潜在危机，比如泰国、韩国。”
琼斯表示，当时，他对于香港特区政府的分析出现了错误。他认为股市上有很多房地产公司和银行的股票持续下跌，于是，香港守住联系汇率的成本非常高。即使在香港特区政府出手后，“我还一度怀疑香港政府的干预是否能有效。”琼斯说。
香港政府于1998年8月开始入市干预，而整个亚洲金融危机要到6周后也就是10月才见底。琼斯认为，他们干预的时机选择得非常好，“必须选择比较好的时机，必须运用得好。”
对于索罗斯最终撤离香港，琼斯说：“索罗斯是最伟大的交易员之一，伟大的交易员擅于表达：我错了，我改变我的主意了。凯恩斯也说过：我发现自己错了的时候，我改变主意了。你怎么做呢，先生？”
对于当年各界关于香港放弃自由经济原则的争议，琼斯毫不迟疑地说，香港政府做对了！在市场信心面临全面崩溃的时候，香港政府的干预提振了市场信心，避免了更大危机的发生，也使得市场免于崩溃。
曾鲍笑薇：曾荫权忽然说有些重要事赶回香港，只剩我一个人留在伊斯坦布尔
1998年夏天，曾鲍笑薇伴随她的丈夫、香港财政司司长曾荫权离开香港一段时间。就在这段时间里，香港发生了在金融风暴中入市狙击“国际金融大鳄”这样惊天动地的事情。
她从不过问丈夫的公务，即使像香港政府入市，她事前也是一无所知。
“那个夏天，我和曾荫权到九寨沟。当时他已经不断打电话回港。”曾鲍笑薇回忆说，“当我和他随后到伊斯坦布尔时，我只觉得他一直在准备一些紧要的事，行程走到一半，他忽然说有些重要事赶回香港，只剩我一个人留在伊斯坦布尔，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回港后，我才知道他已经做了入市的决定了。”
1998年8月28日这一天，对于众多投机炒家来说，是一个印象深刻的日子。他们带着席卷东南亚的战果和横扫香港的野心而来，他们的作战计划相当周密，唯一的败笔是低估了香港特区政府的决心。一向奉行零干预经济政策的港府，竟然携带着千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同时进入股市和汇市两个市场进行大规模的保卫战。
亲自指挥了这次入市行动的香港财政司司长曾荫权对此更是颇多感慨。他在写给弟弟的一封信中解释了自己为什么赞成入市行动。
“为什么我要作出这项干预的决定呢？……若政府再不采取行动，股市就会因为被人操控而跌至不合理的水平、利息会持续高企、联汇会不断受压，而经济复苏只会遥遥无期。”
他接着写道，“你或许会问，政府为什么不干脆宣布放弃联系汇率？……在这个时候脱钩只会令港人一夜之间对港元信心尽失。香港是个倚重出口的经济体系，一旦没有了联系汇率，就会马上令香港对外贸易的稳定性减低，更会令股市楼市再度急泻，利率飙升，经济环境会进一步恶化，即使长远来说，也未必是港人之福。”
曾荫权后来说，当决定政府入市干预的前一晚，他流下了眼泪。但正如他在信中所说：政府参与市场是个两难的决定。我绝不会掉以轻心，我会加倍努力，好向香港人交代。我们的日子是十分艰难的。但我不相信我们香港市民会输。
再往后的故事就尽人皆知了，香港市场逐渐恢复了元气，1999年恒生指数重回10000点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