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7-10 09:59:11
我国长期资本如何应对不确定性、绿色转型该怎么走、中小企业还需哪些纾困政策……在9日召开的2022财新夏季峰会上，与会嘉宾发表了各自的观点。
陈文辉：长期资本布局一级市场迎来难得机遇
我国长期资本如何应对不确定性？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陈文辉认为，无论是全球产业链重构还是科技自主创新，都需要长期资本支持。
陈文辉表示，募资难和对不确定性的恐惧影响了一级市场投资。根据清科数据，2022年一季度，股权投资数量和金额分别同比下降27.5%和47.1%。投资基金的减少叠加二级市场的下跌，一级市场估值中枢明显下行。
“国家发展需要长期资本。只要我们对中国长期发展充满信心，坚定看多中国企业，当前一级市场的困难对于长期资本而言是个加大布局的难得机遇。”陈文辉表示，一是美元基金规模下降、优势减弱，人民币投资人在获取项目方面有更大优势；二是项目融资估值普遍降低，有望提升预期投资收益率；三是全球产业链重构，将产生大量投资机会；四是经济高质量发展掀起并购大潮。
他表示，长期资本只要践行责任投资，主动站在社会变革的大方向上，就能避开“灰犀牛”和“黑天鹅”。要特别注意与国家战略“同频共振”，防范产业调控风险，将投资聚焦“双碳”和“硬科技”，大力布局高端制造、生命健康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刘福寿：应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支持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建设
银保监会首席风险官刘福寿表示，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应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支持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提升新市民金融服务水平，持之以恒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加快出台和落实金融稳定法。
刘福寿表示，在当前有效需求不足的背景下，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建设，既能成为稳投资、保就业的压舱石，更有利于提升公共服务水平，促进经济实现包容普惠增长。
“资金来源上，应拓宽长期筹措渠道，特别是发挥好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作用，撬动更多民间资本参与；金融产品上，可以统筹利用好资产证券化、银团贷款、债券发行、并购重组、保险资金运用、金融租赁等综合金融服务；运营理念上，金融机构应树立全生命周期的管理思维，不仅作为资金提供方，还要积极参与到项目风险管理中去。同时要避免低效投资、重复建设，加剧债务风险。”他说。
刘福寿认为，当前，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但新老问题交织，特别是经济下行压力，加快映射为风险“水落石出”，金融风险防控形势依然严峻。
他表示，将着力做好大型企业债务违约监测预警，提前制定接续融资和债务重组预案，妥善应对不良资产反弹，稳妥防控和化解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健全地方党政主要领导负责的财政金融风险处置机制，前瞻性做好应对外部冲击的充分准备。
胡晓炼：慎用大力度的价格工具和数量工具
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委员，中国进出口银行原董事长胡晓炼表示，只有进一步改善预期，经济恢复增长的目标才能更好实现。管理和引导预期作为当前稳增长的重要工具，需要在提振需求预期、改善供给预期、弱化通胀预期、降低贸易环境恶化预期等方面进一步发挥作用。
胡晓炼认为，管理和引导预期需要强化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预期管理要统筹好方向和方法，衔接好目标和路径，做细做实。二是预期管理要抓住重点、切中要害、突出精准。三是预期管理要增强定力、依规守信、重在稳定。四是预期管理要立足实际、基于规律、顺势而为。
胡晓炼表示，在当前国内外主要经济体经济周期不同步的大环境下，为稳经济和防通胀，一方面需要实施更加积极精准的财政政策，另一方面，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留有余地。在通胀“围城”下，要慎用大力度的价格工具、数量工具，坚持不搞“大水漫灌”。
楼继伟：可考虑进一步采取房租减免等措施
全国政协常委、外事委员会主任，中国财政学会会长，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副主席楼继伟表示，5、6月中国经济已经回暖，但恢复情况并不平衡。相比产业链上游的大型国企和价值链高端的金融机构和高技术企业，产业链的中下游和价值链的中低端多为中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最终需求不足，困难最为严重。
他认为，目前，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稳增长政策措施，但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的受益效果还不显著。接下来，可以考虑进一步采取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房屋租金减免等措施。
楼继伟还对房地产市场发表了观点。他说，近期一些地方政府出台政策鼓励居民购房，效果并不显著，当前居民对未来收入和就业的预期转弱，预防性储蓄增加，或者没有足够的资金购房，因此，在目前的场景下，发展长租房市场正当其时。规范发展长租房市场需要中央和地方合力推进改革，中央财政可以在基本公共服务转移支付同常住人口挂钩政策上予以配合。
刘世锦：绿色转型应采取进取型减碳战略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表示，中国能源和经济的绿色转型应该也必须走一条“增量优先，以新带旧，激励创新，市场驱动”的转型之路，这也是他提出的“进取型的减碳战略”的主要含义。
刘世锦指出，作为存量的传统高碳能源尽管有一定的减碳空间，但是它的潜力具有累退性，越往后空间越小，难度相应加大，成本是加快上升；另一方面，作为增量的低碳或者零碳新能源，随着产量扩大、技术改进、成本下降加快，部分产品的绿色溢价由正转负，新能源替代老能源的减碳成本优势变得越来越明显，进而加快新老能源比例转换的进度。
他认为，实施进取型的减碳战略，需要建立增长型碳汇市场。
刘世锦认为，“目前一些碳排放权市场主要是依据存量部分来减排，增长型碳汇市场则应该进行增量部分的技术创新。这个市场应该有相当强的包容性，既包括绿色能源产品，也包括其它行业和领域能够产生增长型碳汇的产品，比如像钢铁行业、建材行业、化工行业等等。”
刘世锦指出，可以通过发行国债或央行提供专项资金，也可以利用结构性货币政策的工具，对进入增长型碳汇市场的产品进行初次购买，然后转入市场流通，政府可以通过增加或减少投入市场的资金规模，相应调节激励创新的力度。
他也指出，发展增长型碳汇应该符合国内外相关技术标准的规则，可以利用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和方法来规范流程、降低成本。
江小涓：数字经济会成为疫后复苏和持续增长的强劲动力
全国人大常委、中国行政管理学会会长、国务院原副秘书长江小涓表示，大众对数字应用的适应性不会随着疫情的结束而消失，线上生产、消费、社交的习惯还会延续下去，所以数字经济会成为疫后复苏和持续增长的强劲动力。
江小涓表示，疫情迫使大众从线下转到线上的同时，技术在快速发展。“由于技术的进展，疫情之后出现一些新的十亿级、百亿级、千亿级的新的数字消费和数字生产，是完全可以期待的机会。”
江小涓指出，中国发展数字经济有非常有利的条件。
在消费端，“我们人均移动端的上网时长全球排在前几位，我们在疫情之前6小时，疫情之后又加了1小时，这么长的线上时长，这么多的人口，我们线上服务市场极为广阔，这是任何一个经济体都不能比的。”江小涓说。
在供给端，中国有一批强有力的企业。“除了一些大型消费平台，我国产业端的数字企业也很有竞争力。全球有90家4.0时代的灯塔工厂，中国就有31家。”江小涓说。
江小涓认为，工业4.0时代，中国一定会出现数字界的头部企业，带来很好的产业互联网，这是中国发展数字经济的重要基础。中国发展数字经济的优势还有基础设施发达、制造业数字化空间大、产业链齐全等。
蔡昉：应以公共品供给的方式实施乡村振兴
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学部委员蔡昉表示，乡村振兴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路径是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应推动新型城镇化和农村劳动力转移，扩大土地经营规模，提高劳动生产率，缩小城乡间收入和基本公共服务差距。他认为要以公共品供给的方式实施乡村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