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结论
过去50余年,美股长期收益大幅领先其他资产:(1)复合收益率达10.7%:1972-2024年,美股以10.7%的复合收益率大幅跑赢其他资产,2012年以来美股的超额优势显著;(2)美股的高收益但波动较低特征,使其成为全球风险资产中占优:风险-收益角度看,美国资产的风险收益比贴近有效边界,美股收益率最高,波动率高于债券、房地产,但远低于大宗商品。
美股长牛的背后:盈利驱动+驱动宏观:(1)企业盈利的优势地位,是美股在全球权益市场领先的重要原因:对1970-2024年的标普500收益进行拆分,其10.9%的复合收益中,盈利增长年化收增长6.6%,股息增长2.2%,估值变动1.8%,也即约六成是盈利贡献;(2)美股市场的相对稳定性,也即“牛长熊短”的特征,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其已成为美国居民的核心资产,“驱动宏观”属性较强:美股已成为美国居民最重要资产构成,美股大跌时,美联储倾向于采取宽松货币政策以救市,Fed Put效应在美股市场上屡见不鲜,上市公司通过分红回购行动,同样起到股市稳定器作用。
往后看,按10年维度判断,美股长期收益大概率边际下滑:(1)按海外机构预期,未来10年美股年化收益率中位数或在5.8%附近: 海外机构偏谨慎的原因之一在于美股估值偏高,尤其在本轮美股明显下跌前。另一原因在于美股集中度过高,意味着市场不稳定性明显提升,在市场低迷阶段或导致更严重下跌;(2)AIAE指标指向美股后续收益率大概率下滑:AIAE是指全市场权益配置比例,反映投资者在股票市场上的配置比例,近年来被广泛运用于美股的长期收益预测上。截至24Q4,AIAE指标已处于1951年以来最高值,意味着后续美股收益率大概率下滑;(3)按企业盈利、估值和股息分红的三因素模型估算,未来10年美股收益率或在6.1%附近:测算2025-2034年企业盈利、估值、股息分红的预期复合收益率分别为6.9%、-2.7%、2.0%,可得未来10年美股年化收益或为6.1%,与海外机构的预期中枢接近。
投资美股逻辑暂未发生实质性转变,但在估值和风险偏好相对较高背景下,需降低后续对美股的预期回报率:往后看,美国经济尤其是美国企业的盈利趋势暂未发生实质性转变,意味着美股盈利驱动的格局并未变化。但估值和风险偏好相对较高背景下,降低对美股的收益率预期或相对合理。
风险提示:历史经验不代表未来;模型计算存在疏漏;美国经济和产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
报告正文
年初以来美股经历大幅调整,短期走势受到关注同时,长期趋势同样引发讨论。截至3月25日,纳斯达克指数、标普500开年以来累计下跌-7.7%、-2.9%,在全球市场中表现不佳。在美股持续下行压力的同时,美股长期走势同样引发讨论,尤其是在特朗普2.0政策持续推进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大幅提升,传统的“美国经济例外论”受到质疑,并引发对美股后续长期收益的思考。
1、美股长期收益复盘:大幅领先其他资产
1.1 过去50余年,美股复合收益率达10.7%
从历史收益看,1972-2024年,美股以10.7%的复合收益率大幅跑赢其他资产,2012年以来美股的超额优势显著。基于数据可得性,以1972年作为起点,对1972-2024年的美国大类资产回报率进行梳理。可以发现,1972年至今,按大类资产的累计收益率排序为:股票>REITs>黄金>能源>债券>房地产>现金>通胀>金属矿物>农产品。以1971年的1美元计,截至到2024年12月底,各类资产的年度复合回报率分别为:美股(10.7%)>REITs(9.1%)>黄金(7.9%)>能源(6.9%)>美国公司债(7.0%)>美国国债(5.9%)>美国房地产(5.3%)>大宗商品(4.7%)>现金(4.5%)>通胀(3.9%)>金属矿物(3.5%)>农产品(3.1%)。大部分资产跑赢通胀,其中美股和REITs大幅领先,黄金和能源其次,而2012年以后的美股长牛,使其相较其他资产的收益率大幅拉开。
风险-收益角度看,美国资产的风险收益比贴近有效边界,美股收益率最高,波动率高于债券、房地产,但远低于大宗商品。根据马科维茨的均值-方差模型,资产收益率与其风险成正比。从收益率标准差、复合收益率两个维度衡量各类资产的风险收益比,按收益率从低到高,其对应的最优资产分别为:现金、美国房地产、美国公司债、美股,贴近投资组合理论中的有效边界。黄金、能源等年化收益率相对较高,但波动率远大于同收益曲线上的美国资产。
1.2 美股长牛的背后:盈利驱动+驱动宏观
美股在过去50年能取得超10%的复合收益率,主要源于盈利增长的贡献,其次为股息贡献,估值贡献相对较少。按我们在之前报告《A股价值投资长期有效性探讨》,股票长期收益率主要影响为:企业盈利、估值变化、分红回购,具体公式可简化为:(1+全收益指数收益率)=(1+企业盈利增速)*(1+市盈率估值变动)*(1+分红回购回报率)。对1970-2024年的标普500收益进行拆分,其10.9%的复合收益中,盈利增长年化收增长6.6%,股息增长2.2%,估值变动1.8%,也即约六成是盈利贡献,约二成是股息贡献,估值抬升的贡献相对有限。可见美股市场能够保持长期较好表现的关键,主要在于上市公司能够保持长时间持续的盈利增长。
企业盈利的优势地位,是美股在全球权益市场领先的重要原因。将欧洲(斯托克600)和美国(标普500)进行参照,在有统计口径的2001-2024年,美股复合收益率(8.5%)强于欧洲(5.2%),在股息贡献上美股(1.9%)弱于欧股(3.3%),但企业盈利美股(6.1%)明显强过欧股(4.1%),估值贡献(0.3%)强于欧股(-2.2%)。按ROE数据计算,2010年前欧股ROE相较美股差距不大,尤其是2002-2007年欧股ROE持续上行,较美股差距显著收窄。但2010年后伴随着美欧经济的分化,欧股ROE持续低于美国。截至24Q4,欧股ROE为13.2%,同期美股则为18.3%。
其次,美股市场的相对稳定性,也即“牛长熊短”的特征,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其已成为美国居民的核心资产,“驱动宏观”属性强于“宏观驱动”属性,当美股市场经历大幅下跌后,美联储等政府部门通常积极干预,托底市场。美股已成为美国居民最重要资产构成,其财富效应对于稳住美国内需意义重大。按美联储的官方数据,截至24Q3,美国居民部门资产构成中美股居于首位(29.4%),其次为房地产(25.4%),两者相加超50%,远远领先储蓄(9.9%)、养老金(8.5%)等其他资产。而美股的财富效应对于美国内需尤其是消费意义重大。观察居民净资产增速,大致领先个人消费支出增速一个季度。参照Chodorow-Reich et ?al.,(2021)的学术研究,美国股票市场财富的增加会显著提高当地就业和工资水平,尤其是在非贸易行业,对边际消费倾向(MPC)的提升为3.2美分/年,也即股票市场财富每增加1美元,家庭消费将增加约3.2美分。
在美股大跌时,美联储倾向于采取宽松货币政策以救市,Fed Put效应在美股市场上屡见不鲜。参考Cieslak等的研究,1982-1993年股票市场回报与美联储政策目标的变动之间的关系不显著,但1994年后议息会议前股票市场下跌越大,美联储政策利率下调的幅度越大,也即美联储对股票市场尤其是下跌情景下的股票市场更为敏感。股票市场下跌10%,通常会导致美联储在接下来的议息会议中下调政策利率约32个基点,在一年内下调政策利率约127个基点。从历史经验看,2020年疫情、2018年贸易战、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美股大幅下跌,后面均伴随美联储开启降息操作。
美股大跌时,除以美联储为代表的政府部门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外,上市公司通过分红回购行动,同样起到股市稳定器作用。当公司股价大幅下跌尤其是由于宏观环境导致的下跌之后,公司加大分红和回购力度,一方面源于回购成本已相对较低,另一方面公司干预有助于提振投资者信心。从历史经验看,除非碰到大型经济危机,美股承压时,上市公司通常加大分红和回购力度以呵护股价,以2018年最为典型。从分红视角看,截至24Q4美股分红规模(按标普500口径)达1676亿美元,在2010年以来波动提升。在美股承压阶段,例如2018、2020Q1和2022全年,美股分红规模仍然保持上升趋势。从回购视角看,2018年最为典型,在美股承压背景下,当年度美股回购金额大幅提升,对支撑股价提供明显助力。
2、美股长期收益展望:大概率边际下滑
2.1 海外机构预期中位数:5.8%
按海外机构预期,未来10年美股年化收益率中位数或在5.8%附近,明显低于过去50年年化收益率(10.7%)。对15家海外机构在2024-2025年间就美股长期收益的预测结果进行汇总,最高值为纽约梅隆银行预测的7.4%,最低为GMO预测的-6.3%,中位数约为5.8%,低于1972-2024年的年化收益率(10.7%)和2015-2024年的年化收益率(12.4%),总体偏谨慎。
海外机构预期偏谨慎的原因之一在于美股估值偏高,尤其在本轮美股明显下跌前。2022年10月以来,伴随美股走强,美股估值水涨船高。2024年底,标普500 PE(TMM)和PE(FY1)分别达27.7X、25.3X,而在本轮美股大幅下跌后,截至3月24日,估值分别为24.7X、21.1X,整体仍高于2000年以来均值(18.4X、17.5X)。尽管估值水位有AI产业链带动影响,但从历史经验看,高估值通常与较低的后续美股收益相对应,因此在本轮美股调整前,海外机构基于高估值,通常会下调对后续美股的预期收益。
海外机构预期偏谨慎的另一原因在于美股集中度过高,意味着市场不稳定性明显提升,在市场低迷阶段或导致更严重下跌。截至3月24日,美股(以标普500衡量)中前十大公司市值占比为35.8%,略低于6月底水平(37.0%),但仍处于2005年以来的高位。2022年底以来随着AI产业链快速崛起,头部科技龙头企业占比快速提升,带动美股快速上涨的同时,客观上也导致集中度过高问题。在当前水位下,若AI产业进展不及预期,或持续面临较大的宏观冲击(如特朗普新政等),均意味着美股继续上行动力有限。
2.2 AIAE指标指向美股后续收益率大概率下滑
AIAE指标(全市场权益配置比例,Aggregate Investor Allocation to Equities),近年来被广泛运用于美股的长期收益预测上。AIAE=股票总市值/(股票总市值+债券总市值+现金总市值),反映投资者在股票市场上的配置比例。AIAE指标由匿名金融专家杰西·利弗莫尔(Jesse Livermore)开发,2013年发布于其个人博客。AIAE的核心逻辑是长期股票回报的主要驱动力不是估值,而是相对于债券和现金总供应量的股票供应,背后反映市场的风险偏好概念,若当期AIAE指标较大,意味着投资者风险偏好处于高位,股票资产占比较高,后续在均值回归的思路下,股票资产的收益率大概率下滑。
2010年后AIAE对美股收益的解释力下降,但当下AIAE指标已处于历史最高值,意味着后续美股收益率大概率下滑。利用1951年以来的AIAE和美股收益进行对比可以发现,2010年前AIAE的指示性较好,但2010年后随着全市场风险偏好持续提升(也即AIAE指标持续扩大),美股收益仍然稳定在10%以上,略有背离。但截至24Q4,AIAE指标提升至52%,已经略超2000.03的前高水平,处于1951年以来的最高值。按照AIAE指标背后隐含的风险偏好均值回归思路,后续美股收益率大概率边际下滑。
2.3 三因素模型:美股收益率或在6.1%附近
预测美股长期收益较为复杂,但可参考我们此前对股指收益的三因素拆解模型:(1+全收益指数收益率)=(1+企业盈利增速)*(1+市盈率估值变动)*(1+分红回购回报率)。对美股企业盈利、市盈率估值变动、分红回报率分别进行估计,从而可以近似得到美股收益率预测结果。
2.3.1 企业盈利
企业盈利可用名义GDP增速和EPS增速的关系近似计算。1990年以来,美股盈利增速整体高于名义GDP增速,仅在2007-2011年明显落后。2010年以来EPS增速与名义GDP增速的差值的中位数为3.1%。另一方面,对未来GDP的名义测算,可采纳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口径,根据其2025年1月的最新预测,2025-2026年名义GDP增速预期分别为4.4%、3.9%,2027-2035年均为3.8%。我们按照3.8%的名义增速作为锚,以2010年EPS与GDP增速差的中位数3.1%作为基准,得出2025-2034年美股EPS复合增速为6.9%。
2.3.2 估值
影响“估值变化”因素较为复杂,从宏观上来说主要包括利率水平、市场整体风险偏好、产业结构等。我们假设,后续10年间美股估值回归历史中枢。从数据看,2000年以来标普500滚动市盈率(PE_TTM)中位数为18.4X,2010年以来的中位数为18.7X。假定后续美股估值回至2010年以来中枢水平,从3月(按3月24日计)的24.7X回归18.7X,年均复合增长-2.7%。
2.3.3 股息分红
近二十年来美股股息增长相对稳定。2010年以来美股股息年化增长中位数为2.0%,而2000年以来的中位数是1.9%。假定后续美股股息增长仍相对稳定,按2010年以来的中位数2.0%取值。
2.3.4 测算结果
根据上述分析,2025-2034年企业盈利、估值、股息分红的预期复合收益率分别为6.9%、-2.7%、2.0%,按公式(1+全收益指数收益率)=(1+企业盈利增速)*(1+市盈率估值变动)*(1+分红回购回报率)计算,可得未来10年美股年化收益或为6.1%,与海外机构的预期中位数(5.8%)接近。
2.4 总结
往后看,按10年维度判断,美股长期收益大概率边际下滑:(1)按海外机构预期,未来10年美股年化收益率中位数或在5.8%附近: 海外机构偏谨慎的原因之一在于美股估值偏高,尤其在本轮美股明显下跌前。另一原因在于美股集中度过高,意味着市场不稳定性明显提升,在市场低迷阶段或导致更严重下跌;(2)AIAE指标指向美股后续收益率大概率下滑:AIAE是指全市场权益配置比例,反映投资者在股票市场上的配置比例,近年来被广泛运用于美股的长期收益预测上。当下AIAE指标已处于1951年以来最高值,意味着后续美股收益率大概率下滑;(3)按企业盈利、估值和股息分红的三因素模型估算,未来10年美股收益率或在6.1%附近:测算2025-2034年企业盈利、估值、股息分红的预期复合收益率分别为6.9%、-2.7%、2.0%,可得未来10年美股年化收益或为6.1%,与海外机构的预期中枢接近。
需要指出的是,从长期而言,投资美股逻辑暂未发生实质性转变,但在估值和风险偏好相对较高背景下,需降低后续对美股的预期回报率。2013-2023年美股EPS复合增速达6.9%,在发达经济体中领先,也是其长期收益的主要来源。而往后看,按现阶段的市场预期,2025-2027年美股盈利增速或仍在发达市场中领先,一方面源于市场对AI为代表的新一轮产业革命仍抱有信心,AI的快速推进对美股科技龙头盈利带来新的增长点,另一方面市场对于美国经济的韧性仍给予较高置信度。但在估值和风险偏好相对较高背景下,降低对美股的收益率预期或相对合理,而特朗普新政对美股长期盈利的扰动,仍然需要持续关注。
短期看,后续美股企稳有赖于关税政策的明显转向,进而带动估值修复,但短期仍需等待。按我们在此前报告《特朗普四月关税前瞻:冲击与影响》中所提到的,参照2018-2019年中美贸易战经验,美股在2018年整体表现不佳,经历两拨明显杀估值过程,到2018年底中美贸易战暂时“休战”、冲突边际降温后,美股杀估值才算彻底结束,到2019年尽管盈利大幅减弱,但贸易战影响边际减退+降息预期提升,推动2019年美股估值大幅修复。从现阶段情况看,关税政策不确定性仍较强,暂未明确有转弱迹象,盈利下修压力更大,而Fed Put和Trump Put仍处于隐忍不发状态,美股短期仍面临一定压制,市场不确定性仍较高。
3、风险提示
历史经验不代表未来;模型计算存在疏漏;美国经济和产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
本文转自“追寻价值之路”微信公众号,亚汇网编辑:陈筱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