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4-24 20:53:24
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对全球发展带来空前的影响和挑战。各国各地区启动二战以来最大的社会动员和投入。医护工作者和志愿者积极驰援重疫区，舍身忘死奋斗在最艰难的抗疫前线；科技人员夜以继日研制预防疫苗，及时谋划应用大数据科学和人工智能战胜疫情；社区民众积极构筑防护体系，用各种方式阻击疫情。国际社会加强驰援，同舟共济，守望相助，相互借鉴，携手前行，共克时艰。“异域山川，风月同天”，展现人道主义精神。同时，我们也清楚认识到，这场新冠疫情对全球发展影响是长期的、深重的、复杂的；特别是新冠疫情叠加各种不利因素，对全球社会经济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坚持系统观念，深化全球金融合作，对加快全球经济复苏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新冠疫情下全球社会经济系统性风险增加首先，新冠疫情严重威胁公共卫生和人类健康。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截至北京时间2月20日，全球新冠肺炎感染人数突破1.1亿例，死亡人数超243万人，涉及208个国家和地区(如图1所示)。2月中旬，全球确诊数出现拐点下降，但新冠病毒变异株接连不断，有可能带来新的威胁，人类社会远没有走出这次“黑色丛林”，一些新兴市场及发展中经济体实际情况可能比统计数据还要严重。这次新冠疫情传播范围之广、速度之快、感染人数之多，是近百年人类社会所遭遇最严重的传染病灾难。这说明新冠疫情给人类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带来巨大威胁，给全球公共卫生带来巨大挑战。新冠疫情没有国界、不分种族，是人类的共同敌人，需要人类团结抗疫。新冠疫情也使我们更加深刻认识到，人类科技虽然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但小小病毒足以对人类造成毁灭性打击。
其次，新冠疫情造成二战以来最严重的全球经济衰退。受疫情影响，由于内需与外贸、物流和供应、金融及投资严重受阻，全球经济严重衰退。图2为新冠疫情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人均GDP比较：2020年全球人均GDP为10950美元，相比2019年11560美元下降5.3%；发达国家人均GDP为46350美元，相比2019年48400美元下降4.2%；新兴市场及发展中经济体人均GDP为5170美元，相比2019年5490美元下降5.8%。中国比往常的发展速度慢了很多，但仍然保持正增长，2020年人均GDP为10500美元，相比2019年10276美元上升2.3%。全球发展不平衡、不平等、不协调有上升之势，上亿万人陷入极端贫困，很多国家和地区举步艰难。特别是一些新兴市场及发展中经济体遇到的困难更加严重，这些国家和地区因战乱、自然灾害和气候变化等因素本来就陷入各种危机，新冠疫情让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情况更加糟糕。新冠疫情下各国各地区纷纷启动保护主义，不得已关闭工厂、隔离城镇、切断运输，以此遏制病毒传播，必然影响全球物流供应、影响市场生机，加剧这些国家和地区财政赤字、外国直接投资减少，严重拖累外贸，进一步累积债务风险，使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雪上加霜，加大防控新冠疫情的难度。
第三，疫情严重冲击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一是疫苗争夺战、经济复苏参差不齐、一些产业链中断正在造成和增加国际秩序的混乱。二是专业权威得不到足够重视，一些国家政治人物和媒体，置权威不顾，一意孤行，给全球造成很大不安，不利于全球共同抗疫。三是联合国缺乏与时俱进的协调能力和自我生存能力，严重暴露全球治理中存在的一些缺陷，也严重影响联合国及其国际机构的有效性。四是主要大国缺少紧密合作，特别是新冠疫情增加了中美关系的复杂性、敏感性、不确定性。五是美国忧虑被中国取代，忧虑中国“举国体制”对现行国际体系的影响，忧虑全球经济高度依赖中国，中国忧虑被美国打压，忧虑被限制发展，忧虑其影响中华民族复兴。中美两国矛盾越来越尖锐。
第四，疫情严重影响全球经济一体化。一是单边主义代替多边合作，加大一些国家和地区各自为政的步伐，进一步优先考虑本国、本地区利益，迫使一些政府、企业和社会提升自治能力，减弱保护全球经济一体化创造共同利益的动力，从而对全球经济治理架构造成不利影响；二是进一步加剧地缘政治冲突。一些国家和地区在新冠疫情冲击下，继续坚持傲慢看待世界，加强维护既得利益和在全球的主导地位，加剧“政治制度”之争，有可能对一些不同制度的新兴市场及发展中经济体采取极端的遏制手段，如变着法打贸易战、将长臂管辖权加大，强输意识形态、限制文化交流、控制能源市场、搅乱周边环境、增加发展成本等，似乎也可能运用局部战争等措施，在政治、经济、金融、军事上全面展开地缘政治博弈；三是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和防疫体系一定程度得到重视和加强的同时，总体上解决区域或全球问题的意愿或承诺有可能降低。新冠病毒危机将导致一些国家和地区把目光更多地转向国内，关注国内发展而不是国际问题，从而影响全球经济体制改革和建设，影响全球治理能力和体系建设。
第五，疫情对亚洲市场造成更加严重影响。一是亚洲地区不平等与社会动荡风险进一步加剧。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报告，亚洲劳动力市场指数恶化已经超过2008年金融危机，非正规经济部门从业者比其他群体受新冠疫情影响更大，劳动参与率大幅下降，工作小时数大幅降低，不平等程度加深，很可能危及社会稳定；二是亚太区域经济整体合作面临严重挫折。美国和印度等国不参与甚至干扰《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必然长期影响亚太区域一体化发展，使设立亚太自贸区的目标更显遥远；三是市场波动性增大。全球市场，亚洲股市承受更大压力，对新冠疫情大流行的担忧超过刺激计划的希望，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亚太股市指数负增加；四是中小企业融资困难进一步加剧。缺乏完备的紧急救援机制，信息流、物质流、资金流严重不对称、不畅通，民营经济受损程度更重；五是抗疫资金漫灌下亚信国家货币贬值压力增大。美欧发达市场大幅度、长时间的货币宽松政策，大范围、深层次的货币救助措施，很有可能最后被迫由包括亚信国家在内的新兴市场及发展中经济体买单；六是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债务风险增加。受全球抗疫财政开支大幅提升的影响，美国政府债务总额占GDP比重的增长速度由2019年0.20%上升到3.35%，变化速度很大，是前一年增长速度的16.75倍，意味着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增量绝对值增加很快；24个亚信国家2020年一般政府债务总额占GDP比重增长超过18%，规模增加很大，是前一年增长速度的5.49倍，意味着本国货币相对数量增加也很大，对金融市场构成挑战。其中巴林债务总额已超过国内GDP，中国、泰国、埃及、卡塔尔、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等国家一般债务占比超过本国GDP的50%(如表1所示)。特别是泰国、卡塔尔、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埃及、伊拉克，由原来的债务负增长变为大幅度的正增长。虽然这是一种有一定偶然性的负债，但如此高的负债升速必须引起高度警惕。在抗疫常态化情况下，更需要关注这种高负债可能累积的风险。
新冠疫情大流行、经济复苏不平衡、产业链中断、金融风险大幅增加、地缘政治不稳定，这些因素相互作用，无疑增加了国际社会经济系统性风险。应对新冠疫情和极为复杂的形势，需要深化国际金融合作。这是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性的要求，是人类前途内在关联性的要求，是世界经济有机协同性的要求，是国际社会创新多元性的要求。
深化金融合作需要妥善处理六个关系
首先是应急措施与长期战略关系。应对新冠疫情所采取的一系列应急措施，需要逐渐转化为防疫常态化的长期政策。从根本上说，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需要从排除原因着手。这次新冠疫情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是我们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忽视了生态平衡，忽视了自然环境的重要作用，忽视了长期发展对目前工作的要求。人类社会物质文明进步的代价是生态退化，包括自然生态退化、环境服务功能下降、人体生态降化。因此，从根本上防控新冠疫情，必须严格遵循生态平衡规律，深入研究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运行机理，妥当处理每个人、每个经济主体在生态系统、在人类社会中的相互作用，协调好人与社会之间、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在发展思想和方式上进行深刻的反思和必要的调整，在政策上做好短期应急措施与长期发展政策的协调，促进全球社会、经济、自然的协调发展和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其次是国家发展与全球合作关系，或者说区域与全球的关系。区域合作一定是开放的合作，国家发展一定是开放的发展。一个国家、一个区域的健康发展对全球化是有积极意义的。最近《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和《中欧全面投资协议》完成谈判，是全球化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在全球化的今天，任何一个区域、一个国家、一个地区都不能关起门来搞建设。全球合作是建立在多元文化合作的基础上，既要尊重每个民族的生活方式，也要敬重各种智慧汇合起来的全球文明。全球健康发展是大环境、大条件，没有健康的大环境、大条件，就不可能有一个区域、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长期健康发展。各国各地区都应该维护国际大环境，对全球健康发展有担当，共同促进全球社会经济政治转型。基于种族因素的冲突、东方和西方价值体系的冲突，必须转型到全球政体共存的模式；基于能源等基本要素缺乏、大灾大难频率增加，必须转型到新的自然的共生模式。在处理双边、多边关系过程中，必须考虑其他国家和地区利益，坚定支持经济全球化和多边主义，积极对接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和各国各地区发展规划，积极构建和巩固国际供应链，确保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畅通，在不同层面加强互联互通，共同为全球健康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三是数字产业与传统产业关系。数字科技是传统产业的灵魂，传统产业是数字科技的重要载体。在大力支持发展数字科技产业化的同时，也要大力支持用先进技术积极协助和扶持传统产业发展，这是加快产业转型的应有思路。这个思路在发展中国家、在亚洲区域尤为重要。亚洲国家和地区大多都是发展中国家，传统产业、传统经济模式是经济发展和国家稳定的重要支柱。没有太多单纯的高科技，只有大量传统产业的科技化。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发展环境、不同人群，需要有不同的产业结构、有不同的服务模式。即便在发达国家，传统经济模式也是有生命力和特色的，不能够完全否认和替代。传统产业和数字产业也并非是矛盾的，如区块链原理去中心化并非完全否定传统产业，而是要改变传统产业的组织方式。深化全球金融合作，既要促进数字产业发展，又要促进传统产业升级，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四是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关系。全球金融改革和创新，越来越成为推动国际经济金融发展的重要力量。同时，国际经济金融运行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金融行业健康发展和稳健监管面临新的挑战。新的金融形态层出不穷，为社会经济提供新的服务，也带来一些前所未有的问题。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金融创新符合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没有创新就无法满足多样化的社会经济需求，就不可能实现人类文明发展。同时，金融创新需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科学评估和一定的界限。因为事物发展都有两面，金融创新也是一把“双刃剑”。事物蕴含无穷玄机，创新贵在师法万物，在变化中追求平衡。因此，我们有必要加强防范因采用金融创新模式而可能产生的风险，支持金融体系完整性和稳定性措施和能力建设，促进更公平的市场竞争，鼓励创新体现前沿科技探索与传统技艺发掘的有机统一，反映科学探索精神与社会健康道德的理性结合。监管是为创新服务的，监管得妥当与否，就看创新的气氛活跃不活跃。这是一门高超的艺术，是保护和发挥创新与监管互为促进作用的艺术。既要管得住，又要保护创新活动。
五是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关系。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是一个铜板的两面。一方面，实体经济是第一位的，是虚拟经济的基础，是检验虚拟经济发展程度的标志，是虚拟经济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另一方面，虚拟经济又具有相对独立性，有自身的发展规律，对实体经济有反作用。从历史看，虚拟经济发展程度不断提升，即闲置货币的资本化、升息资本的社会化、有价证券的市场化、金融市场的国际化、国际金融的集成化，都反映实体经济的发展水平。抗击新冠疫情需要及时增加资金，这是无可非议的，但必须把握“度”。一些发达国家实行超宽松货币财政政策，很可能超越了适“度”的范围，国际金融市场严重违背实体经济，通胀和资产泡沫令人堪忧，债务风险加速累积，有可能造成新的一轮全球金融危机，这点必须引起我们高度警惕。经济主体都有责任正确处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关系，统筹规划、协调行动、规范发展，维护金融市场稳定，保持资本支配力与产业支配力平衡，使金融服务与实体经济相互促进、健康发展(如图3所示)。
第六是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关系。国际合作关系深深地带有不同文化的烙印，中美争端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东西方文化的冲突。由于文化、思维方式不同，行事风格肯定不同。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公司，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一下子改变东西方文化差异，但在差异中，必定存在着人类文明的共同价值。中美双方对双边关系中出现的问题，都应该抱着积极解决问题的态度，互信互动，在交流中互相尊重，在互鉴中共同进步，在平衡中共同受益，体现人类的智慧，促进文明的发展。当前特别需要求同存异，分类释疑，共同规划构建经贸关系共赢格局；正确定位，利益互换，共同促进全球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加强交流，换位思考，共同推进全球深度现代化；包容互鉴，相互理解，共同维护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
首先，坚持互助互信，促进全球金融合作共赢。平等相待，开放包容，相互借鉴，共克时艰，共商共建共享共赢，共同维护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先义后利，建立长期的信用关系；坚持多予少取，建立真诚的信用关系；坚持资源互换，建立互助的信用关系；坚持优势互补，建立共赢的信用关系；坚持信达天下，促进国际社会良性竞争合作发展。亚洲新兴市场及发展中经济体首先要共同规划打造持续稳定的亚洲金融、合作的亚洲金融、健康的亚洲金融、发展的亚洲金融。这是立足我们亚洲的全球金融合作的出发点。
其次，坚持守正创新，促进全球产业调整转型。恪守正道，勇于创新，服务实体。不论是互联网金融还是数字金融，以及层出不穷的各种金融新业态，其本质都是金融，都是金融创新的表现形式，都必须加强风险防范，都应遵循金融规律，以健康良好的信用为基础，以服务实体经济为要义，支持建立和完善区域性、全球性产业链和服务体系，支持全球深入釆用数字技术，创新驱动传统产业升级改造，促进包容、有效与高效的技术援助和利用，统筹兼顾、均衡发展。这是全球金融合作的着力点。
第三，坚持普惠金融，促进全球减贫。立足机会平等要求和商业可持续原则，以可负担的成本为小微企业、农户、城镇低收入人群、贫困人群等特殊群体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为实现全球消除贫困这个人类共同理想做出应有的贡献。中国大力推行普惠金融等举措，对如期消除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扶贫精神和成功经验是全球的共同财富，对促进联合国千年减贫目标有积极意义。全球消灭贫困的任务仍然很艰巨，金融业具有责无旁贷的责任。加强交流，开发有效的普惠金融模式，合力减贫，支持贫困地区发展特色经济，助力新兴市场及发展中经济体尽早消除绝对贫困。这是全球金融合作的重点。
第四，坚持信用建设，促进全球资本市场安全发展。开发和利用各种资源，构建符合全球特点的债务信用和股权信用体系，完善区域金融和全球金融风险防控机制，应用数字技术加快建立先进的征信系统等基础设施，加强大数据跨境流动国际协调，大力普及信用知识和新金融知识，让网络金融和数字金融对公众更加透明和可预测，提高风险预见、预判和处置能力，提高金融监管透明度，既支持发展，又管控风险。这是全球金融合作的关键点。
第五，坚持绿色金融，促进全球社会经济健康发展。遵循生态平衡规律要求，发挥绿色金融功能作用，大力支持改善环境、应对气候变化和节约资源的经济活动，加强对生态、经济和社会系统运行与结构的连接、反映、配置和控制，构筑绿色金融发展新格局，助力深化绿色金融国际交流与合作，推广绿色金融发展的成功经验和实践，支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促进实现减污降碳协同效应，为绿色经济、生态经济高质量协同发展和社会结构秩序稳定贡献金融力量。这是全球金融合作的基本点。
第六，坚持开发性金融攻坚克难，促进全球平衡发展。在经济社会和市场建设中发挥先锋先导作用，在中长期发展的薄弱领域、重大环节、关键时刻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开发性金融坚持市场运作、创新金融模式实现国家和地区发展目标，逆市托于市、顺市隐于市，承担商业性银行和一般政策性金融机构做不了的任务，为政府和市场排忧解难，支持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这是全球金融合作的创新点。
加强系统机制创新促进全球金融合作行稳致远
当前，全球金融合作需要把系统机制创新作为突破口，加快建立和完善金融服务全球健康发展的融资融智体系，进一步完善全球治理机制，科学谋划人类生态社会发展途径，积极探索全球交易新媒介，加强全球互联互通金融基础设施建设。
首先，创新融资模式支持全球公共卫生和社会发展新基建。进一步完善全球防疫政策协调机制和疫情防控交流机制，推动全球公共卫生健康体系和应急机制建设，创建公共卫生大数据国际中心，建立应急医疗物资储备库，重点支持区域防疫物资储备中心建设和卫生健康产业发展；创新经济金融风险管理机制和方法；提高国际金融机构对发生金融危机的救助能力，维护全球金融市场稳定；督促国际金融机构进一步提高新兴市场及发展中经济体的地位和话语权；构建更加开放、公正、非歧视性的营商环境；建立全球信用评级工具，培育区域债券市场，探讨发行区域中小企业债券；完善亚洲区域金融风险联合防范体系，建立与RCEP匹配的区域金融服务系统，探讨跨境多元货币便利支付结算制度，推进亚洲区域金融一体化；积极开发存量资产证券化，化风险为效益；改进央行货币功能，探讨央行注入资本解决经济运行杠杆率过高及企业经营遇到的各种问题；创新金融论坛工作机制，深入推动全球金融智库建设，为增强国际社会判断力、决策力、行动力服务，加强金融机构交流合作，充分发挥NGO作用，加强民间交流沟通合作。
第二，事权与责任配套筹建联合国民生基金。可考虑将联合国及国际组织的职责系统分为两类排序：一类是纯粹的教科文卫环保事项，按事项紧迫性和所涉费用规模排序，在一定规模范围的事项，可不必通过联合国理事会讨论授权，而完全由联合国秘书长在联合国民生基金资助下决定组织实施。另一类是国际政治军事安全事项，涉及国家和地区之间的争端，则仍然按目前做法，由联合国安理会能否通过“授权”而定。同时，通过市场方式增强联合国民生基金的筹资渠道。一是由各国各地区政府代收部分碳排放税充实基金。二是设立全球发展税或数字税，主要由一定规模的跨国公司直接向联合国民生基金缴纳。三是鼓励国家、地区、公司、个人捐款。通过这些办法，可能有助于加强联合国秘书长实权，从而使联合国的事权与责任达到一定的平衡，改善全球治理能力。这种设计和考虑，是基于并遵循事物平衡运动规律。
第三，科学谋划人类生态社会发展途径。新时代，全球化全面深入发展，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应有新的认识和新的要求，不应满足一般的认识，必须有系统的理论；不仅应注重外部的推动力量，还要注重内在的成长机制和发展途径。也就是说，维护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有相应的理论体系、治理结构、发展模式、市场机制。社会是一个具有平衡性的系统，社会生态平衡理论应是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重要理论，平衡世界、平衡发展、平衡市场应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模式、新机制。社会生态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一样受平衡规律作用。人类社会是自然生态的一部分，因地理环境不同而形成多样性，需要遵从自然平衡法则，建立符合社会生态规律的国际关系。在国际治理方面，需要充分考虑南南合作和南北平衡的要求；在发展模式方面需要充分考虑市场和政府的有机互动；在市场机制方面需要充分考虑深度国际化的交易途径。这种维护和构建是一项长期艰巨的工作，需要深入研究、规划先行、突出重点、全球互动。当前，需要把积极探讨外在力量和内在机制相结合的更高层级的区域合作，以及国际化的股权投资途径作为重点。既解决当前急迫的问题，又为深化合作创造经验。
第四，积极探索全球交易新媒介。深化全球合作不但要有新的治理机制、新的合作途径，还应有新的市场交易媒介。各国各地区之间产品与劳务的流动总是通过为资本投资筹资的国际通货流动来匹配的。以一个国家信用为基础建立的国际货币体系难以适应新形势发展，任何国家信用都是如此。大数据、区块链技术具有分布式记账、透明公开等特点，有助于确保行业数据格式、合约规则的标准化，提高信息透明度，为数字货币的产生和应用创造条件，但数字货币很容易脱离实体经济，仍然且只能作为信用货币的补充。因此，数字货币不应是新的国际通货选择考虑的方向。那么什么是比较好的方向？我们可先从解决比较急切的国际股权投资资本金着手，探讨一种与实体经济为依托的国际股权货币。这种股权货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质内容为标的，也就是以人类共同依赖生存的地球上的财富、规划、潜力为标的而特殊设计的具有补充基础货币功能和补充政府债券作用的金融制度。国际股权货币也可视为一种“零风险资本证券”、一种与货币和国债等级相同的政府股权类融资工具。首先在实物市场发生作用，股权投资越多，收入越多，就业越多，促进全球经济发展。
第五加强全球和区域互联互通金融基础设施建设。金融基础设施是金融市场健康发展的基础条件和保障，维系全球经济安全，支持全球经济健康发展。国际清算银行支付结算系统委员会和国际证监会联合发布的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原则(PEMIS)，主要涉及支付系统、中央证券存款、证券结算系统、中央对数关系、交易数据库六个方面，对金融市场基础设施提出24条原则，包括法律基础、治理结构、市场数据披露等，在总结国际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一套制度框架。根据形势发展，很有必要进一步充实这套制度框架的内容：一是积极构建全球算力中心，降低社会信息化成本，有效保障金融基础设施服务的可靠性，快速满足金融基础设施应用规模上升和用户高速增长的需求；二是规范建设全球金融新业态标准和业务流程，规划统一的技术平台和综合治理体系，建设统一的客户账户管理体系、登记体系、托管结算体系等，围绕金融产品发行、登记、托管、清结算、公司行为、资金管理、品管理以及数据信息服务等重要业务领域，为发行人和投资人提供标准化、可配置的基础服务；三是积极探索多元证券托管机构互联机制，丰富国际投资者入市渠道，平衡安全与效率，优化开放路径，提升合作效率。比如，继续推动中国与俄罗斯、韩国等亚信国家启动的中央托管机构跨境互联工作，深化中央结算公司与俄罗斯国家结算托管所(NSD)、韩国证券托管公司(KSD)的意向合作；四是构建全球或区域性区块链债券发行结算体系。考虑到区块链技术仍面临性能、安全、标准、合规等多方面挑战，亚信国家应务实推进，立足长远，稳妥利用区块链技术，深度服务实体经济。可借鉴欧洲金融机构选取在债券发行环节、结算环节应用区块链技术，以提高发行和结算的透明度。还可借鉴中国债券市场交易平台和参与机构，稳步尝试将区块链技术应用于生命周期业务场景，包括发审环节、债权融资计划、股权交易等，以扩大规模、降低风险及成本；五是积极建立全球绿色债券评估标准体系。随着绿色发展理念的深入推进，全球正在迎来全面低碳变革。亚信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在绿色发展中应承担与发达国家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建立符合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情况的绿色评价体系。
总之，坚持系统观念，把握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加强全球金融合作机制创新，进一步完善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实践，支持全球经济复苏和社会发展，为全球健康发展做出贡献。这是自然要求的、主动作为的、必定要发生的社会经济规律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