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4-27 16:03:08
24日财政部部长在参加论坛会议时表示，我国很有可能在未来几年内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部长称目前中国最关键的任务是要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实现7%左右的经济增长。那么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是什么？
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分析。一个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目前在经济学者内众说纷纭：
1、社会建设滞后论。
认为导致发展中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不能自拔的主要原因在于社会建设滞后。
许多现在正苦苦挣扎于“中等收入陷阱”的泥潭而无法自拔的国家，如拉美的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国和东亚的马来西亚等国，他们的经验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社会建设的滞后将会导致发展中国家步入“中等收入陷阱”。虽然这些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但直到最近，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 GDP3000 美元到5000美元之间的发展阶段。主要原因就在与这些国家长期以来只注重增长速度和经济建设而忽视社会建设。社会建设滞后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收入差距过大，中间阶层“夹心化”，城市化进程过程中形成新的二元结构，以及教育和人力资本投入不足造成产业结构失衡和粗放型经济增长。致使拉美国家发展停滞不前的“拉美陷阱”就是对社会建设滞后的一个形象刻画。“拉美陷阱”主要是指分配不公，进而指两极分化的社会、动荡不安的城市和毫不守信的承诺等。郑秉文从“拉美陷阱”导致的“方形轮子”式发展带来的恶果、收入分配不公带来的收入消费脱节以及经济长期增长的停滞以及“贫困性增长”三个方面论述了社会建设滞后是造成发展中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蔡昉（2008）的研究也发现，在经济增长早期阶段适当的收入差距不仅不会阻碍经济的发展，反而会起到一定的激励作用；但是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和随之而来的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将会伤害经济激励和社会稳定，就会产生一系列阻力，阻碍经济增长，使得人均收入不能持续提高。马岩（2009）的研究也指出社会成员收入差距扩大以及地区之间的经济不平衡可能变成一个长期难以解决的问题，进而阻碍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刘伟（2011）指出，经济发展失衡会导致资源配置恶化和供需失衡。由于收入差距的扩大，会带来消费拉动不足；城乡差距的扩大，使得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远不及城镇居民消费水平，而在我国农村居民占多数的现实条件下，必然的结果就是有效消费的严重不足，进而导致经济无法持续健康增长。
2、转型失败论。
认为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和民主政治转型的失败都将导致发展中国家步入“中等收入陷阱”。
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主要是指产业升级，以及消费者需求结构的转变，实现升级的必要前提条件是国民收入的中产化。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失败带来的“收入差距陷阱”（胡鞍钢，2011）将会导致消费不足，进而无法实现消费需求和产业结构的升级。而所谓的民主政治转型则是指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都始于威权政府阶段，而经济持续的增长进入中等收入的行列后，国民民主与利益诉求比较强烈，要求政治变革的呼声较大，推进由威权政府向民主的转轨。在向民主体制转轨的过程中由于没有及时发展出独立的法律体系和透明的政府机构，就会导致 “街头民主”诉求无序膨胀，就可能落入一个“南辕北辙”的局面，就会出现“民主乱象”，掉进“民主陷阱”之中。我们看到最近泰国的“民主运动”，如何发展到“民主乱象”，这意味着以搞“民主为中心”，其结果可能就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胡鞍钢，2011）。胡鞍钢（2011）的研究主要从政治转型的失败而致“中等收入陷阱”这一角度进行了生动而有力的分析；而郑秉文（2011）则主要从经济转型失败导致发展中国家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角度进行了深入而详实的分析，其主要结论是认为经济转型的失败主要原因是转型过程未能抓住和利用有利的外部环境。郑秉文（2011）通过详细分析拉美国家在20世纪30年代以及80～90年代的两次转型，得出拉美国家两次转型合计延迟大约50～70年，尤其第二次转型的延误，从一个侧面成为解释当今拉美国家整体上经济发展始终停留在中等收入水平的主要原因之一。
3、社会流动性不足论。
认为发展中国家步入“中等收入陷阱”在于社会流动性不足。
如蔡洪滨（2011）认为，决定一国GDP长期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社会流动性。并且社会流动性比其他任何结构性变量如通货膨胀、投资比例、进出口比例等与“中等收入陷阱”有着更为显著的相关关系。同时他认为，事实上政府规模过大、劳动收入比例低和收入分配不均，都只是静态的不平等，并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社会流动性低、社会利益结构被固化，从而造成动态的不平等，必将导致长期经济增长的停滞。因此，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不是人们通常关注的某些结构性因素，而是保持一个合理的高社会流动性。
4、发展模式缺陷论。
一些在突破低收入陷阱时成功的模式具有与生俱来的缺陷，这些缺陷会导致发展中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吴敬琏（2008）通过对超越“贫困陷阱”的经济发展模式在一国后续经济发展中的“锁定”机制的分析对发展模式的缺陷导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做了细致的论证。他认为，从经济“起飞”到实现早期的经济增长，需要的是提高储蓄率和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的早期阶段，增加资本投资，就可以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就是对这一过程的一个很好的描述。经济增长早期阶段的资本投资可以促使一国的经济很快脱离贫困陷阱，但如果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还继续依靠资本投资驱动经济发展的话，就会带来一系列的不良后果，造成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性。首先，持续的高资本投入使得社会经济中资本比重不断上升，这就意味着初次分配时资本所有者所得的比重不断上升。这一进程的后果是收入分配不断扭曲，造成收入的两极分化不断加剧。这一过程也被描述资本不断深化所带来的社会矛盾激化（吴敬琏，2008）。其次，资本积累的不断上升，一方面使得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造成内需不足；另一方面必然会遭遇资本边际报酬递减的情况，此时为了维持经济的增长唯一可行的办法便是进一步提高投资率，进而形成恶性循环。但是投资率毕竟不能无限上升，因而这种经济增长战略最终是不可持续的，使得采用这一战略的经济体迟早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5、“福利赶超”引致“增长陷阱”或中等收入陷阱。
陈昌兵（2009）通过在内生增长模型中加入政府支持系数这一参数，由此得出当政府公共支出不受经济发展水平限制时，政府支持系数大，企业技术创新也就增强；当政府公共支出受经济发展水平限制时，政府支持系数下降，企业技术创新就会减弱，增长就会落入？增长陷阱 。他的这一结论与樊纲和张晓晶（2008）对拉美经济发展进行分析后所得出的结论不谋而合。陈昌兵（2008）在进一步分析后指出中国财政支出体系由生产支持型向公共支出和行政管理型转变，如果此时公共财政支出超出经济所能承受的水平，中国将难免掉进“中等收入陷阱”。虽然郑秉文（2011）提到了建立社会福利体系以实现“包容性”发展对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性。但同时他也强调社会福利体系必须要与经济发展相协调，既不能落后也不能过于超前。他以拉丁美洲国家为例，证明了过于超前的社会福利体系也不利于发展中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即所谓的“福利赶超陷阱”。
6、消费不足论。
认为内需不足、出口增长乏力导致中等收入陷阱。如周学（2010）的经济大循环理论。周学认为，社会经济按照农业社会阶段→轻纺工业社会阶段→重化学工业阶段→服务社会阶段的顺序发展是受消费者消费需求支配的市场机制的必然结果。社会成员的衣、食、住行和服务等四大类不同需求在总需求中的主导地位决定了社会经济的发展阶段。如果食品需求是主导需求，则社会经济处于农业社会阶段，相应地，衣着需求的主导地位对应着轻纺工业社会阶段，住行需求的主导地位对应着重化学工业社会阶段，最终服务需求的主导地位对应着服务社会阶段。中等收入水平对应的是重化学工业社会阶段，如果在这一阶段的主导需求不够旺盛，即对住行的需求不够旺盛，社会经济就无法继续发展进入服务社会阶段，即高收入阶段。“中等收入陷阱”此时则意味着消费者的住行消费需求是主导需求，但却又不够旺盛。因此，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则意味着政策制定者需要扩大消费者的住行需求。
那么中国是否进入中等收入陷阱？虽然财政部部长表示在未来的几年中，导致我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是中国老龄化太快。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发展问题，最直观的表现就是经济增速遭到影响，不能持续稳定发展，导致难以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而根据中国目前的情况，很难说明中国已经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现在国内学界主要在讨论中国能否跨过中等收入陷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