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2-08 13:57:16
虽然特朗普已经卸任美国总统，但是美国政界对1月初发生的冲击国会事件的问责仍在继续，特朗普本人将因“煽动叛乱”面临参议院的弹劾审判。至于被认为是他的两名最忠实政治拥趸的参议员泰德·克鲁兹（Ted Cruz）和乔什·霍利（Josh Hawley），则面对着多封“撤销学位”联名信的压力。
克鲁兹和霍利可谓把美国最有名的四所学校念了个遍：前者本科就读于普林斯顿，法学院毕业于哈佛；后者本科就读于斯坦福，法学院毕业于耶鲁。正是他们读过的这四所名校的学生和校友，对他们两人发起了惹人争议的“围攻”。
1月中旬，超过1000名普林斯顿的校友在一封联名信中指责克鲁兹给母校带来了“耻辱”，对其表示谴责，并呼吁克鲁兹辞去参议员一职。而众多斯坦福校友则在一封联名信中希望执法机关调查霍利与冲击国会事件的关联，呼吁霍利辞职，并要求斯坦福校方尽最大可能与霍利“断绝一切联系”。迄今为止，这份“请愿书”在网上已得到近1万个签名。
相比之下，耶鲁和哈佛的学生和校友们的反应要更加强烈。一些耶鲁法学院的学生在一封联名信中指责霍利“煽动”了1月6日的冲击国会事件，由此给母校带来了“耻辱”。签署联名信的学生在信中要求耶鲁校方点名谴责霍利，并撤销其学位。之前，耶鲁法学院院长虽将冲击国会事件形容为“耻辱的一刻”，但并没有点出任何校友的名字。
哈佛肯尼迪学院的学生发起联名信，要求哈佛大学撤销包括克鲁兹在内的多名与冲击国会事件相关联的哈佛校友的学位。该信写道，此次冲击国会事件对民主制度的威胁，是基于美国历史上白人至上主义对选举权的压制，与哈佛大学“增进民主”和“伸张正义”的理念相左。信中还提到，撤销学位并不是打压言论自由，因为对威胁民主制度的行为的谴责和对政治暴力的零容忍是原则性问题，不应因政治立场而动摇。
美国主流社会对冲击国会事件给美国民主制度造成威胁的严重性的认识，从这些联名信中不难领会。冲击国会事件的发生，其原因之一在于特朗普败选后，共和党陷入了“继承”危机，之前一度支持特朗普的共和党建制派大多表示接受拜登胜选的结果。这无疑是对特朗普的打击，也表明了共和党建制派决心从特朗普手中重夺党内主导权的一种姿态。但是，包括克鲁兹和霍利在内的众多特朗普的政治拥趸，在特朗普一系列质疑选举结果的法律行动难以奏效之后，依然没有改变其质疑选举结果真实性的立场。当然，作为哈佛和耶鲁法学院的毕业生，克鲁兹和霍利不可能不清楚这一系列失败的诉讼对此次总统大选结果的决定性影响。从政治操作角度而言，这种看似不为法律诉讼结果所动的非功利立场，以及其坚定的“忠诚”之态，很难说没有更长远的政治算计。显然，在特朗普离任后，这种非功利的坚定“忠诚”，对任何从政者而言，都是其在党内上位的政治资本，有助于其在后特朗普时代继续打着特朗普主义的旗号领导共和党。
其实，无论克鲁兹和霍利的动机如何，在冲击国会事件被两党共识认定为犯罪之后，民主党及其选民自然愿意将这两名“冒尖”参议员的言行与这一事件挂起钩来，并籍此挫败共和党的突前锋芒，以共和党也认定和同意的事件性质，反致共和党于尴尬之境，由此使其在后特朗普时代陷于群龙无首的政治混乱。而作为进步主义滥觞之地的“哈耶普斯”，其毕业生校友在国会以及整个美国政界可谓比比皆是，其中任何人如果被来自母校的校友谴责，那么这也足以让其蒙羞，造成其声誉损失。
然而，这些校友联名信带来的问题实际上在于，一个政客，其在职业生涯中，因政治行为或者政治立场而被校友认为给母校“丢脸”，甚至被认为直接或间接地危害了民主制度，那么，这些非学术性因素是否能够构成撤销其已取得学位的充分条件？
学位，是学生通过完成学校所要求的学业任务换取来的一种认证。但是，学位的意义并不局限于学术，还包括附载其上的社会资本。学校越是出名，这种社会资本就越有价值。这也是为什么各大高校提供的学位大同小异，但大多数人总是希望能够进入名校的原因。如果取得学位的过程只是一种纯学术的游戏，那么，道德的考量就应当被排除在外。但是，在学生入学前和毕业前，高校都有权因道德等非学术因素使学生退学。近几年，全美有多个高中生在获得大学录取之后，因为其之前的种族歧视言行浮出水面而被录取大学撤销通知书。对于在校生而言，遵守学校的校规也是其取得学位顺利毕业的条件之一，这些规则有些涉及学术本身，但有些则涉及非学术因素（如犯罪）。
不过，非学术性因素也并不仅限于道德因素。种族歧视，就不单纯是一个道德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政治观点和政治立场问题，而其中所涉及的“见识”问题，也与学术相关。这次哈佛和耶鲁学生的联名信中提出的问题，是学校在学生毕业后能否因非学术的因素而撤销学位。他们显然没有将学术因素作为学位获得与撤销的唯一默认选项，而是认为毕业生应当对附载学位其上的包括影响力和权力在内的社会资本负责。在他们看来，如果毕业生滥用这种随学位而来的社会资本，那么其学位就应当被撤销，这既作为一种惩罚，又不致社会资本被滥用。
现在看来，克鲁兹和霍利的母校并没有迫于联名信的压力而点名谴责这两名参议员，因此撤销学位的选择也几乎不可能在这些学校管理层的考虑范围之内。毕竟，这些历史悠久的名校培育出了无数观点立场各异乃至彼此尖锐对立的校友。这些学校的部分校友中，在19世纪支持奴隶制的大有人在，在20世纪上半叶与纳粹主义相关联的也有少许，在美苏冷战时期更有同情拥护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的人，但这些学校却从来没有因为这些校友在毕业后的“非学术性”言行而撤销其学位。因此，克鲁兹和霍利即使被很多人认定与冲击国会事件有着某种联系，但如果撤销其学位，其影响所及恐怕难以估量。
当然，虽然撤销学位并不可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些联名信毫无意义。耶鲁法学院的学生在联名信中写道，霍利很有可能在政治上或法律上都不会承担冲击国会的任何后果，而撤销学位则正是其要承担的一种实质性后果。这样，克鲁兹和霍利对特朗普拒绝承认败选的支持，虽然很难在法律上构成“煽动”冲击国会，但却不能因此躲避这些联名信所带来的公共舆论的“审判”。实际上，早在冲击国会事件发生前，克鲁兹和霍利的校友们就行使了“第四权”。他们起草了联名信，指责这两名参议员在无充分证据的情况下质疑选举结果，由此危害美国民主制度，其中甚至还有克鲁兹和霍利当年的一些同窗好友，在媒体上点名指责他们。
一名现任职于霍夫斯特拉大学法学院的教授，曾经于耶鲁法学院和霍利一同参加联邦党人学会的竞选。她在《今日美国》上写评论说，当年在联邦党人学会的各种活动中，霍利并没有很投入，在竞选主席时也并没有很强的竞争力。然而，霍利却钻了选举规则的空子，最终赢得了选举。她写道，她当年承认了霍利的当选，而霍利如今也应当承认特朗普的败选。
一名当年在哈佛法学院与克鲁兹同窗的好友也在《达拉斯晨报》上公开批判克鲁兹的政治投机行为。这名同窗指出，在谴责克鲁兹的联名信上署名的人并不都是左派，其中也有很多共和党人士。作者回忆学生时代的克鲁兹，曾为民主共和的理想而激情澎湃，而如今克鲁兹的言行已经背叛了其当年的理念。
当然，这种舆论的“审判”，也不免带有美国近年来越发普遍的“取消文化” （cancel culture）的意味。一些校友在联名信中因克鲁兹和霍利给学校带来的他们所认为的“耻辱”而敦促学校与其“断绝联系”，正是希望与克鲁兹和霍利划清界线，将其排除出校友行列。其实，冲击国会事件发生后，不只是克鲁兹和霍利遭遇到了来自母校校友联名信的“取消”压力，许多相关的人士也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取消”。如西蒙与舒斯特出版公司取消了与霍利的出书协议，特朗普的私人律师朱利安尼丢掉了一个荣誉学位，特朗普本人则丢掉了两个荣誉学位。
不过，这几所名校与这两位“闯了祸”的校友之间，真的可以用“取消文化”的方式一刀两断吗？什么样的言行才得以保留名校的学位、列于名校校友的名单呢？对这些问题，即使在名校中恐怕也难以觅得统一答案。但是，克鲁兹和霍利被来自母校的校友联名信谴责的事例至少说明，名校学位给予毕业生的社会资本，终究是一把双刃剑。学校越有名，随学位而来的社会资本越丰厚，这把双刃剑可造成的伤害也就越大。就此例而言，即使学校不会通过撤销毕业生学位的方式来惩戒对这种社会资本的滥用，那么，校友联名信所形成的舆论，实际上已经使刀刃见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