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1-09 15:12:46
21世纪经济报道 自1985年以来，邵逸夫通过邵逸夫基金，连年向内地教育捐赠巨款建设教育教学设施，迄今赠款金额近47.5亿港元，建设各类项目6013个。
2014年1月7日，香港影视界的传奇人物邵逸夫辞世，享年107岁。
这位宁波籍巨子用一生打造了邵氏、无线两艘电影、电视巨舰。不过比这更为宏大，也更具人格力量的，是他那一望无垠的慈善王国。
这个王国的版图席卷全中国，在中国内地的好几代人当中，很多人最初都是通过以邵逸夫名字命名的教学楼而得知了这位巨人的存在。
邵逸夫在内地的捐赠多数投向教育。中国教育部官网1月7日的消息显示，自1985年以来，邵逸夫通过邵逸夫基金，连年向内地教育捐赠巨款建设教育教学设施，迄今赠款金额近47.5亿港元，建设各类项目6013个。
47.5亿元凝成的教育资产
这些赠款投向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大中小学、职业技术学校及师范学校，用于兴建教学楼、图书馆、科技楼、体育馆、艺术楼、学术交流中心、研究中心等。在过去近30年里，它是支持中国教育普及的重要民间力量之一，数以千万计的内地学生从中受益。
“邵逸夫基金教育赠款项目是当前海内外爱国人士通过中国教育部实施的持续时间最长、赠款金额最大、建设项目最多的教育赠款项目。”教育部副部长郝平评价说。
在1月7日邵逸夫逝世当天，中国多个省份都在盘点他留下的慈善遗产。
在东部发达的江苏省，中国江苏网报道称， 1986年以来，邵逸夫基金会捐赠江苏大中小学项目超过140个，捐赠资金超过2.1亿港元(约1.6亿人民币)，项目涵盖部省属本科院校及中小学。
在另一个富庶省份浙江，邵逸夫也留下丰厚的教育财富。当地教育厅统计显示，从1986年起至2012年，邵逸夫基金向浙江各级各类学校捐赠25批次共计26460万港元，受惠学校130余所，其中大学13所，共获捐赠资金16700万港元；中小学120余所，共获捐赠资金9760万港元。
“邵逸夫先生及邵逸夫基金一直以来都十分关心浙江大学的发展，以前就向浙江大学捐建了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是通过JCI国际医院评审的公立医院。”1月7日，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副秘书长顾玉林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介绍说，邵逸夫基金给浙大的最新一次捐赠是2013年3月，捐赠2亿港币支持浙江大学邵逸夫医疗中心和邵逸夫医学研究中心建设。
“据我了解，2亿港元是邵逸夫基金会向内地高校捐赠的单体项目资金中最大的一笔。”顾玉林说，“邵逸夫基金会对我们运营的模式和管理比较满意。”
在中部省份江西，省教育厅一位官员表示，由于20多年来，邵逸夫基金会在江西捐赠的时间周期性长，范围很广，目前全省对于邵逸夫基金会捐赠的汇总还没有准确的统计数字。
“在江西的捐赠项目一般是通过江西省教育厅和江西省慈善总会向邵逸夫基金申请的，但也有些捐赠没有通过我们这边，而是县里直接申请或基金会选定的，吉安遂川县逸夫小学就是基金会选定的。”这位官员向21世纪经济报道表示。
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为配合国家西部开发战略，邵逸夫基金重点转向支持西部的大中小学的教育设施的建设。人民网1月7日发布的数据显示，重庆自1989年至今，接受邵逸夫基金会捐赠项目共计189个，其中高校11个，中小学178个，捐赠总额达12515万港元。
湖南样本：邵氏项目的财务链条
邵氏基金在内地有明确细致的捐赠标准和原则。湖南省教育厅在2004年下发的一份文件中提及，邵氏基金赠款的原则，接受捐款的学校类型和赠款金额分别为：村小，10万-20万港币；完小，40万-60万港币；中学，60万-80万港币，赠款资金只能用于新建教学设施，不能用于维修和改造。建设项目类型应为：教学楼（房）、图书馆、实验楼等，不包括宿舍、食堂和体育馆。
湖南省教育厅的另一份文件还曾提及，邵氏基金资助方向为县级（含县级）以下完全中学和高级中学，要求在校学生人数不少于1800人，兴建的教学楼、实验楼规模在3000平方米以上；农村初级中学和九年一贯制学校，要求学校在校学生人数不少于900人，兴建教学楼、实验楼规模在2000平方米以上；特殊教育学校或全日制完全小学，要求学校在校学生人数分别不少于100人和300人，兴建教学楼的规模在1500平方米以上（可含实习场所或学生宿舍）。
邵逸夫在内地的捐赠项目，多采取捐款与项目单位资金配套的方式，1月7日，教育部一位知情官员称，邵逸夫捐赠的大楼并不是每一座大楼都是全额捐赠的，捐赠比例不全相同。
这一模式从捐赠之初就奠定下来。比如1986年，邵逸夫首批捐赠内地11所大学1.1亿港元（各捐款1000万港元），用于建造图书馆、教学楼、科学馆。其中包括南开大学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新图书馆、浙江大学邵逸夫科学馆等。
以上11所大学都分别接受了邵逸夫赠款1000万元港币，每项工程再由国家教育委员会或省市地方政府拨款若干万元人民币，或自筹资金若干万元人民币合资建成。
而在中部大省湖南，当地政府2007年曾下发一份《关于申请邵氏基金赠款第二十一批基础教育项目的通知》，要求地方政府为本期批准的邵氏项目提供不低于1：1比例的配套资金，并于9月5日前将足额配套资金汇入省项目办专户，配套资金于项目开工后返回。
随着内地慈善版图的扩张，邵氏基金在内地捐赠项目的管理日臻规范和完备。如在湖南省教育厅2004年发布的《邵氏基金赠款中小学项目建设管理规定（试行）》中，专辟一章规范邵氏项目的资金管理。内中详细规定各市（州）教育行政部门向省教育厅提交邵氏基金拨款申请时需遵循的具体流程，甚至包括需提交的工程进度照片的尺寸等。
关于邵氏捐赠项目的命名，这份管理规定要求，工程竣工后的建筑物上须标示“逸夫××楼（馆）”名。同时规定：“经项目建议书确定的项目名称、规模设计不能改动，命名也不能改变。如有特殊原因确需变更的，必须逐级上报，经省教育厅批准，报教育部港澳台办备案后方可变更。”
从“吝啬鬼”到慈善伟人
1970年，一位63岁的电影公司总裁每天都开着劳斯莱斯豪车从香港一家敬老院门前经过。他的这一举动刺激了院内一位约摸同龄的贫苦老人：某一天他大胆地写了一封信给那位电影大亨，希望电影大亨能够资助一下。没过几天，他收到了电影大亨寄来的支票，不过数额只是区区500港元。
这是当时刊载于《南北极》杂志的一则笑话，极力嘲讽这位电影大亨的悭吝本性。但是30年后这位电影大亨却成为享誉海内外的慈善大家，以他名字命名的学校和教学楼遍布大江南北。这位电影大亨就是邵逸夫，于2014年1月7日逝世，享年107岁。
自1957年创立“邵氏”基金会以来，本着“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的人生信条，邵逸夫从事慈善事业，但是在1972年之前规模并不大而且颇具争议。
1972年是邵逸夫从事慈善事业的转折点。这一年的10月4日，邵逸夫刚好66岁，他在家中排行老六，按照迷信的说法，66岁是邵逸夫的劫难之年。邵逸夫对此颇为焦虑，请来好友李迪帮他消灾解难。这一年，他顺利度过，但他的生意对手却连连失利。
此后，邵向李请教长寿之术。李迪告诉他：“做事业的人,争强好胜没什么不妥。商场如战场，同对手讲不得仁慈，但你在别的地方可以大讲仁慈。”他还以犹太人哈同吧举例——“石头缝里能榨出油来的吝啬鬼，可他做慈善尤其是资助落难的犹太人，在西人圈子里头颇有好名声。”李迪说。
邵逸夫由此明白，做善事，花钱不多，美名却不少，人活得痛快，自然就会长寿。邵逸夫在次年捐献50万元港币给香港苏浙公学，这是他第一笔郑重其事的捐赠。此后，邵逸夫在1997年，捐赠600万港元兴建“香港艺术中心”。
这一时期邵逸夫的主要捐赠地是香港，捐赠项目为邵逸夫在香港赢得一定声誉。邵逸夫于1977年获得英国女王册封的爵士勋爵，成为香港娱乐界获此殊荣的第一人。但是他悭吝的商人本性并未改变，还曾被下属员工和当地媒体质疑，前述笑话即是一例。
“作为慈善家的邵逸夫并没有看淡金钱，大彻大悟，捐赠动机仍停留在花钱消灾、祈福长命的层面。”浙江外国语大学教师陈近在一篇论文中对于这一阶段邵逸夫的捐赠助学行为如是总结。
邵逸夫捐助理念彻底改变的或许源于他三哥邵山客的病逝。
邵山客患有中风，于1985年在新加坡逝世。直至逝世，邵山客在新加坡的口碑都不太好：对员工太吝啬，对公益慈善贡献太少。随着邵山客的去世，他把巨额财富带进了棺材，口碑也就定型了，“吝啬”的形象再也无法改变。
“邵逸夫不愿步三哥的后尘，他想在有生之年改变他长年累月已经定型的吝啬形象。”《邵逸夫传》的作者祝春亭、祝敏娟在一篇文章中写道，“邵逸夫对钱财不再热衷，开始萌发捐钱办学及提高医疗水平的念头。”
当年，邵逸夫向内地捐出第一笔1亿港元的款项，用于资助内地师范院校兴建图书馆和科技馆。截至2008年，邵逸夫捐赠34亿元用于发展内地的教育事业，资助项目分布在全国31个省份，被誉为“新时期中华捐资助学第一人”。
这一阶段，邵逸夫的捐赠力度更大，超过上亿元的捐赠项目比比皆是。捐赠地点不仅仅局限于香港，辐射至中国台湾、澳门及大陆，甚至对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都进行无偿捐赠。
以控制的财富而论，邵逸夫不及李嘉诚和霍英东；但是他对慈善公益的贡献，绝不亚于李嘉诚和霍英东。因此，1990年代以来，对于邵逸夫的捐赠，香港舆论不再是毁誉参半，而是将邵逸夫评为香港富豪的“道德标杆”。
“随着自我觉醒程度的递增，捐赠行为日益成为一种由内而外的自觉行为，纳入邵逸夫的生命和血液中，勃发出无限的生机，彰显着人性的高尚与无私。”陈近在研究邵逸夫捐资助学的心理历程后指出。
值得注意的是，邵逸夫对故乡宁波颇具乡土情结。统计数据现实，1987年以后，他对宁波的捐资助学金额超过4000万元，约占他对国内捐资助学金额的1%。在香港，他也因为捐资苏浙公学而被苏浙旅港同乡会选为“永远荣誉会长”。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创新与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邓国胜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邵逸夫的慈善捐赠主要还是以建造图书馆、教学楼等硬件设施为主，辅之以对科研的奖励。
“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最缺的就是硬件设施，邵逸夫的捐助解决了这一问题，对中国的教育事业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邓国胜说。
根据《香港邵逸夫基金内地教育事业赠款项目管理办法》，不论是高等教育领域还是基础教育领域项目的申请，都要经教育部聘请的专家对申报项目进行评审，并向邵氏基金推荐。
上海交通大学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 (微博)认为，邵逸夫对内地高等学校和基础教育的捐赠，都是通过香港邵逸夫基金实施的，而在实施过程中，与我国教育部建立紧密合作，这是民间慈善基金会与官方合作，共同改善我国学校办学条件的典范。
“这给内地教育慈善公益人士的启迪：民间教育慈善，完全可以和政府部门形成合力，各司其职，推动教育进步。”熊丙奇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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