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与限薪叠加、被新兴金融业高薪“挖角”成银行高管离职主因

金融业高管离职成风，经济下行、工作压力增大、金融改革创新以及反腐与限薪等因素的叠加，或是这场离职变动爆发的原因。

公开资料显示，前三季度，四大国有银行净利润增长率均不足1%，股份制银行增速多为个位数，商业银行躺着数钱的时代已经远去。

盈利能力明显下降，传导给银行高层的是工作“压力山大”、与之对应的则是薪资构成中重要一项绩效严重缩水。

一个值得关注的因素是，金融业反腐深入推进，前证监会主席助理张育军落马，中信证券(%)总经理程博明等多名高管被查，传闻要求协查的农行行长张云被降级。

11月6日，湖北一券商人士向长江商报记者表示，金融反腐，一定程度上让一些或多或少触及灰色地带的金融高管胆战心惊，这或是高管离职的一个原因。

不过，在恒丰银行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董希淼看来，金融高管离职与金融反腐及限薪没多大关联。他认为，金融业改革创新及新兴业态的兴起，才是金融高管离职的主要原因。

有学者向长江商报记者表示，金融高管离职有多重因素，不应简单归集。【详细】

受监管政策及经济下行影响，信托业的地产、地方融资平台以及证券投资类三大业务，或面临停滞，或逐渐萎缩。

纵然坐拥15万亿资金规模，信托业新的利润增长点在哪里，已成为困扰业界的最大问题。另一方面，身处阵痛期的信托业，也迎来近年来最大规模的人才流失。

北京一家大型信托公司内部人士向证券时报记者透露，公司近期离职的员工不下600人。在从业人数不足两万的信托业，这一数字不可谓不惊人。 　

证券投资类信托遭重创 　

2014年起，资本市场风生水起。信托公司通过发行大量的伞形信托、单一结构化等证券投资类信托产品，受托资产规模大增，净利大涨。 　

据记者了解，此前有多家信托公司集中精力发展证券业务。高峰时期，总部位于北京的数家信托公司仅伞形资金规模即超过1000亿元。 　

不过，好景不长。今年开始，证监会[微博]多次管控伞形信托。时至今日，除却账户中仍有停牌股票的少量产品，伞形信托已基本消失。大量单一结构化信托亦因不适应功能尚不完善的券商PB系统，主动提前结束，新发产品也陷入停滞。 　

如今，信托公司证券投资部门业务寡淡。个别信托公司出于谨慎，甚至暂停了所有结构化业务。目前我们的主要精力放在定向增发和自营业务，结构化业务还是不敢碰。本来想借资本市场弥补一下其他业务的缩量，没想到伞形信托直接灭亡了。”北京一家中型信托公司证券【详细】

公募基金经理离职潮似乎是个一时难以逆转的趋势。随着A股市场的反弹，熊市阴霾渐渐散去，又一批基金经理甚至是基金公司投资决策委员会的核心人物选择离职。　

本轮离职潮伊始，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华商基金三位“大佬”的离去，他们在华商基金的职务分别是总经理、副总经理和量化投资部副总。关于其去向，《第一财经日报》获悉其中的一位已确定“奔私”，待静默期过后，明年将首发第一只产品。

公募基金经理离职离不开薪酬回报的话题，股权激励、事业部制改革等依然是摆在整个行业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老人离去，新人上岗。”上海一家大型公募高管人士对本报称，若干年后，改革进入深水区，这帮批量上岗的80后逐渐成熟，未来公募行业的前景应该是繁荣的。

“三大佬”集体奔私？

在上海降温前的一个周末，北京一家基金公司某资深投研人士在年度策略会上颇为自豪地表示：“公司团队稳定，基金经理70%以上都是内部培养，过去半年人才流失率在各家基金公司中应该是倒数的。”

然而，当多数公募流失大量人才后，新的离职潮或许将来自上述这类公司。从目前来看，华商基金遭遇的就是这样的典型情况。

一向以投研内部培养见长的华商基金近来感受到明显的人事震荡。10月以来，华商基金相继发布了10份基金经理变更公告，其中涉及公司副总经理田圣明离职。 【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