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内医药市场出现两种局面：一方面有关部门对药品市场上部分价格虚高的药品“开刀”，另一方面“被降价”的药品屡屡绝迹，关键时刻一些能救命的廉价好用药在现实中却成为“孤药”。 　　

廉价药存在两种，一种是大众药，一种是小众药。对于大众药来说，由于销量巨大，只要价格超过成本，那么“规模效应”即可带来丰厚利润。但小众药由于市场空间有限，缺少“规模效应”，除非卖出黄金价，否则“吸金能力”有限。尤其一些既是廉价药，也是小众药，厂家由于利润少而产得少，医院由于用得少也进得少。

对此，很多业内人士认为，这是因为国家限价，药厂亏本不愿生产。另一方面，在很多厂商看来，公立医院“以药养医”，压缩廉价药空间才是症结所在。

一位长期从事药品管理的业内人士分析，因为一些疾病的低发病率也意味着药物的低商业开发价值，于是这类药常常被厂家束之高阁。社会有需求，市场没供给，处于严重断货档儿的这类药自然难找。

北京市一不愿透露自己企业名称的药品营销人员李先生坦称，原材料上涨，药价被政府限制得很低。药厂无利可图，当然不愿生产。

天津业内人士向媒体粗略推算，该市医院临床使用的常用药有300～400种，可以解决80%患者的用药。目前，该市“消失”的5元以下廉价药，已占300多种常用药的近三成。

2010年全国两会，政协委员戴秀英等曾在提案中援引了一组调查数据。

这份对12个城市42家三甲医院临床用药的调查显示，大医院廉价药短缺情况严重，短缺药品数量高达342种。【详细】

对鱼精蛋白、他巴唑等廉价药断货的原因，医院、药房和负责采购的医药公司，都将矛头指向了药品生产厂家，而厂商也承认了停产的事实。 　　

不少药企的销售代表坦承，不断上涨的原料、人力、物力成本根本无法满足企业发展现状，“卖一瓶亏一瓶，还不如停产”。

“他们也没办法，有一大帮子员工要养，这个时候企业责任都得靠边站。”郑州一位医药公司采购员说，说到底是国家限价政策在“作祟”。 　

根据政策，国家基本药物的价格并非由市场来定，而是由国家发改委制定基药全国最高限价，各省再通过省级集中招标采购形成统一的采购价格。如他巴唑的全国零售最高限价为4.9元/瓶(5mg×100片)。 　

为何廉价药会越生产、越赔钱?唐经理透露，根源在于他们是以“超低价”中标的，成本稍一涨，就会演变成负利润。 　

　2009年8月，为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国家九部委发布《关于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意见》，规定基本药物省级集中招标采购。省级人民政府需要在国家零售指导价格规定的幅度内，根据招标形成本地区的基本药物具体零售价格。其中，安徽省开创的“双信封”招标形式，在全国推广度较高。 　

所谓“双信封”，是指企业要经历经济技术标和商务标的双重评审。前者主要对企业生产规模、配送能力、行业排名以及资质认证等指标进行评审，后者主要评审价格指标。只有通过经济技术标评审，才能进入商务标评审，商务标评审由价格最低者中标。 【详细】

一盒普通的药在黑市上能翻到4000元？看到这样的消息，你可能付之一笑，然而，在福建漳州，这种一药难求的悲剧却真实上演：一岁零10个月的婴儿痉挛症患者小宸正躺在漳州市一家医院里，“黄牛”本来同意以8000多元两盒的价格卖给他们，但犹豫之时，却被别的患者家属买走。事实上，一盒ACTH正常只要7.8元。然而，笔者在感慨“黄牛党”“生财有道”的同时，也不禁要问：为何在医院竟然买不到治病救人的廉价药？医药市场管理乱象又给何人敲响了警钟？ 　

众所周知，医院作为治病防治、保障人民健康的公共医疗场所，药品种类应该是最全面的，即便有个别药品临时短缺也不会出现众多医院“巧合”的同时缺少一种药品，殊不知有时可能因为一种药品的短缺而葬送一条无辜的生命。

现实情况是，因为有些药品的廉价、高效等功能，大多数医院并不能从医药生产商手中够得药品，药品在出厂时就流入了“黑市”，流向了“黄牛”手中，然后，再由“黄牛们”到手一卖，就会产生数目惊人的利润。而由于监管的不到位，导致了生产商和“药贩子”之间达成了某种“病态和谐”，但是，这种互利共生不仅扰乱了医药市场的良好秩序，更寒了民众的心。

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医疗市场管理混乱也并非一天两天。类似福建漳州的“炒药”事件在全国范围内也时有发生。如“鱼精蛋白”以及在心脏手术中用来控制血管痉挛的“罂粟碱”等，都曾出现紧缺。然而，诸多的负面新闻并没有引起相关部门的足够重视，对此类问题的核查也是“民不举、官不究”。如此监管又怎能保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言及于此，笔者呼吁有关部门和相关责任人要以此为戒，全面加大对药品行业的监管力度，消除医药市场乱象，打击违法抬高药品价格及药品黑市行为，当好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详细】